在中國文學史上，陸游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偉大的文學家；但是在接受史上，陸游是僅僅作為文學家而存在的嗎？

乾道元年（1165），陸游由鎮江通判改任隆興通判，船行長江，遇險幾溺，他的朋友韓元吉去信表示慰問，然而陸游卻回信說：“平生未行江也。葭葦之蒼茫，鳧雁之出沒，風月之清絕，山水之夷曠，疇昔嘗寓于詩而未盡其仿佛者，今幸遭之，必毋為我戚戚也。”（《送陸務觀序》）意思是昔日只在詩文中想象長江的風景，此次得以親身領略，這是幸事而非哀事啊！本來韓元吉認為陸游的才能上可輔助廟堂，下可治理一郡，但朝廷僅授其相當于地方副職的通判，實為屈才。現在看到陸游的回答，覺得其生死之際都能超然自得，對于官職的大小又豈會在意，不由衷心佩服其胸襟的不凡：“蓋其志尚不凡如此，吾猶為之戚戚而言，亦不知務觀者耶！”（《送陸務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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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凡，說到底是一種道德修養的體現。歷代從這個角度接受陸游的大有人在，且不乏名流，不過昧于陸游的詩名而常被人忽視。如宋代的羅大經認為陸游“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鶴林玉露》）。元代的高明認為陸游“不以蒿萊廊廟異趣，而所貴者道”，進而為陸游應韓侘胄之請撰寫《南園記》辯誣：“《南園記》惟勉以忠獻事業，初無諛詞，庸何傷？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氣象于三千載以上，又安肯自附權臣以求進耶？”（《題晨起詩卷》）明代文彭亦說：“放翁在當時，不以書名，而遒麗若此，真所謂人品既高，下筆自然不同者也。”（《題放翁帖》）清代曾國藩在日記中更將陸游與陶淵明、白居易、邵雍、蘇軾并列，舉為陶冶心胸的榜樣：

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于滅虜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當求所謂樂者以自適，上而孔、顏之樂，次而周、程、邵、朱之樂，又次而陶、白、蘇、陸之樂。勉而企焉，以擴吾之襟抱，且憤且樂，以終吾身。（同治八年七月初九日）

值得注意的是，形而上的道德與形而下的養生有時又能統一起來，心胸寬廣，不計榮辱，往往心安體適，得以長壽。特別是陸游享年八十六歲，更具有一種典范性和說服力，這也是陸游被后人不斷提及的一個重要原因。袁昶日記中就曾抄錄陸游《老學庵筆記》《齋居記事》中有關養生的知識，并對其長壽表示艷羨（參張劍《略論袁昶對陸游的評價和接受——兼談日記對接受史研究的啟發》）。

除了道德品格，陸游的好學博學也常被后人贊頌。他自名其庵為“老學庵”，到老學習不倦，詩歌中的讀書詩就有數百首之多。在為友人所作的《萬卷樓記》里，陸游表述了這樣的學習觀念：“學必本于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后先相參，彼此相稽，本末精粗，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眾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于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群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陸游閱讀面廣泛，自云“兩眼欲讀天下書，力雖不迨志有余”（《讀書》），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學養之富，世所罕匹。清人閻若璩就借何焯（屺瞻）之口嘲笑過那些只將陸游看作淺薄清客者：

何屺瞻吿余：陸放翁之才，萬頃海也，今人第以其“疏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積墨多”等句，遂認作蘇州一老清客耳！余為失笑。（《潛邱札記》）

眼高于頂的李慈銘，也經常引用化用陸游詩文。《李慈銘日記》對《老學庵筆記》評價甚高：“放翁此書，在南宋時，足與《猗覺寮雜記》《曲洧舊聞》《梁溪漫志》《賓退錄》諸書并稱。其雜述掌故，間考舊文，俱為謹嚴；所論時事人物，亦多平允……其論詩數十條，亦多可觀。劍南于此事本深，尤宜其談言微中。”（光緒四年四月十四日）并大量將《老學庵筆記》抄錄其中：“類而錄之，以見放翁學識過人。即以此書而論，亦說部之杰出也。”（光緒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陸游的道德、學問令人景仰之外，他還有兩方面的形象受眾頗廣，甚至已經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和符號來接受。

一是愛國形象。陸游一生愛國憂民，立志恢復中原，屢遭貶斥卻癡心不改：“平生鐵石心，忘家思報國”（《太息二首》其一）、“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夜泊水村》）、“從來恥作資身策，老去終懷報國心”（《散發》）、“惟有愚忠窮未替，尚余一念在元元”（《舟中作》）、“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病起書懷》），皆可視為其心靈的吶喊，宛如黃鐘大呂，震撼和激勵著無數的中華兒女，而且愈是國家危亡之時，這種聲音愈能弘揚中華正氣、喚醒民族意識。此時此刻，人們并不把他作為詩人來對待，而是尊為不屈不撓的愛國英雄。清楊大鶴《〈劍南詩鈔〉序》說：“放翁非詩人也……酒旗鼓，筆刀槊，一飯不忘，沒齒不二，臨絕《示兒》，使人淚如雨下。此為放翁不可奪之志。”梁啟超寫作《讀陸放翁集》四首，更是大力標舉陸游的愛國豪情：“誰憐愛國千行淚”，將陸游推為“亙古男兒一放翁”，并對“縛將奇士作詩人”的現象表達了不滿。陸游的愛國形象，其功能已然溢出文學領域，成為對國人的一種精神感召。

二是風雅形象。陸游不僅愛國，而且愛自然、愛家人、愛生活。他的愛滲透在生活的每一處角落，如賞花、看雪、聽雨、觀云、弄月、焚香、讀書、清談、品茶、飲酒、美食、采藥、養生、制筆、舞劍、書法、弈棋、釣魚、騎馬、漫步、閑游，乃至躬耕田園、飼養寵物、擺弄花草、收藏藥方等，令人嘆為觀止。更為難得的是，陸游不但能夠享受豐富的生活情趣，而且能夠把這一切用詩歌生動地表達出來。他有著將日常生活詩意化的高妙才能，比如“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題老學庵壁》）、“讀書習氣掃未盡，燈前簡牘紛朱黃”（《示兒》），真切呈現出書生歲月的靜好；“裹鹽迎得小貍奴，盡護山房萬卷書”（《贈貓》）、“溪柴火軟蠻氈暖，我與貍奴不出門”（《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細膩描繪出人與寵物的親密情感。“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沈園》），被陳衍稱為“就百年論，誰愿有此事？就千年論，不可無此詩”（《宋詩精華錄》），這么風雅有趣又熱愛一切的人，其哀樂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共情。

有意思的是，在陸游生前，吳中一帶竟然出現了“團扇家家畫放翁”（陸游《六月二十四日夜分，夢范致能、李知幾、尤延之同集江亭，諸公請予賦詩，記江湖之樂，詩成而覺，忘數字而已》）的現象。延至清中晚期，吳中于團扇上繪放翁小像的風尚更盛。《李慈銘日記》就記載自己或他人不止一次的“團扇畫放翁”之舉：同治十年八月一日，他賦《臨江仙》詞贈潘曾瑩，并將之“書于舊畫放翁團扇之上”；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他“于紗扇上繢放翁蓑笠小像”并“題紗扇上放翁像兩絕句”，又以“畫資京錢八千”請陽湖著名女畫家左錫慧畫放翁像于團扇上。而且，這種“放翁團扇”風尚還逐漸輻射到其他地區，并成為清人詩詞中頗為常見的典故。據章華哲研究，這些化用“放翁團扇”的詩詞塑造出的陸游形象恰恰就是忠憤愛國和風雅隱逸兩類（《“團扇畫放翁”風尚與典故考辨——以清代陸游詩接受為中心》）。這也側面說明了陸游具有的文化象征力量。

總之，在陸游接受史上，文學的陸游彪炳千古，最為耀眼，無人能否認其偉大作家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陸游帶給人的影響，就像蘇軾一樣，不僅僅是文學的一面。清人汪琬云：“北宋蘇、南宋陸，兩公并美，而陸則更開生面，性情學問，非流俗人所能窺也，豈得僅以詩人目之？”（尤珍《介峰札記》）陸游的道德學問、忠誠愛國、風雅浪漫、熱愛生活又胸襟超逸、至情至性又長壽可親……皆可以成為被人喜愛和接受的理由。這些因素與文學的陸游疊加復合，凝聚成一個文化陸游的形象，從更廣更大的范圍傳播著陸游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張劍，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