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感覺退了休，我就是不掙錢的保姆。在老家只照顧老頭子一個人，到北京卻要照顧4個——兒子、兒媳加上孫子孫女。”從河北隨子女來京的老人王春妹說，“到了北京，一點都沒有養老享福的感覺。”

像王春妹這樣的“老漂族”還有很多。由北京市社科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2017)》藍皮書指出，流動老人占流動人口總量的7.2%，60～69歲約占隨遷老人的78%。語言和生活習慣的差異，加上親朋舊友遠離等原因，使流動老人與遷入地生活產生隔閡，成為社區中的“隱形人”。

進城并不是來養老

在北京一家文化創意公司工作的郭宇，對于請不起保姆只能讓父母來京幫忙感到很無奈。“沒辦法，我和妻子每天都要上班，妻子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經常加班到晚上九十點鐘，接孩子、做飯、日常家務等，全都靠老人。”

郭宇家是兩室一廳，他的父母不能同時前來。輪到父親來照看孩子時，因為和孩子擠在一個屋子里，父親生活得很不習慣。擔心自己打呼嚕吵醒孩子，老人經常忍著困意到天明。

“于心不忍，可真的沒有辦法。曾經和妻子商量過，能否有一個人辭掉工作照顧家庭，但發現并不現實，兩個人每月的收入還了房貸后所剩無幾。”郭宇無奈道。他還記得自己小時候，是在一個國企廠區長大的，“聽我父親說，那時候雙職工家庭，單位有幼兒園，老人病了，單位有醫務室，不至于像我們現在這么累。”

幫助子女帶孩子、做家務，是許多隨遷老人的日常事務。個中原因，有的是因為子女工作繁忙，有的則是子女自理能力不強，即便已經為人父母，但還是難以應對家務事。

從山東隨遷來京的方女士發現，小區里帶孩子的老人，大多和自己一樣，操著外地口音。方女士幫忙帶孩子的背后，是自己的女兒從小沒做過什么家務，女婿也如此。“以前為了讓閨女好好學習，什么活兒都不讓她干。”孩子結婚后，這些家務還是歸隨遷而來的方女士做。

“老漂”一族面臨“心理空巢”

不僅“退而不休”操勞家務事，這些為子女而“漂”的老人，雖在子女身邊，卻面臨巨大的“心理空巢”。

王春妹每天的作息時間是這樣的：早上5點半起床做早飯，6點半叫兒子兒媳起床，幫忙給孫子孫女穿衣服，兒子兒媳上班后，她要送孫子孫女上幼兒園，緊接著去買菜。買回來的菜上午并不著急做，開始洗衣服。因為中午只有她一個人在家，只需要吃前一天的剩菜。下午切好菜，去幼兒園接孩子，兩個孩子玩的時候開始炒菜，等到兒子兒媳下班回來就能吃現成的。“每天兩眼一睜，忙到睡覺。”

每天晚上，是王春妹感覺最失落的時間，“他們回來要么對著電視，要么對著電腦，要么玩手機，我忙活了一天，他們也不和我說話，感覺我是個‘局外人’。”

郭宇也想讓父母參與家里的事務，至少不是每天對坐無言。但很快，他發現，別說媳婦，自己回到家，有時和父母也無話可說。相反，有時父親說得不到位，反而遭到媳婦的白眼。而輪到他母親來看孩子時，郭宇時時刻刻都在擔心“婆媳千萬別打架”。

方女士退休前在學校工作，“多少也算體面”。但到了北京，方女士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和小時工沒什么區別”，雖然心理有落差，但在女兒家也得忍著，因為經濟上還要依賴子女。

在隨遷地沒有“朋友圈”

家務之余，崔先生常去小區花園遛彎，但是卻一直找不到能說到一起的人。他感覺，自己和本地老人之間，有一堵無形的墻。“他們討論的要么是投資，要么是出國旅游，還有孫子孫女上什么興趣班，我都插不上嘴。”

在老家，方女士有很多好朋友，不論是同事、鄰居還是同學。“在小城市，基本上大家都認識，走在馬路上經常要打招呼。”但是到了北京，方女士尋找“朋友圈”并不容易，除了子女，沒一個熟人。原以為北京“醫療條件好”，來了后才發現，看病掛個號太難了。“北京資源多，但不見得誰都能享受得到。”

“身在異地，心在老家”，是不少“老漂族”的生活寫照。

事實上，幫助外地老人融入城市，有關方面一直在努力。以北京市房山區為例，由該區社工聯合會進行的隨遷老人社區融合項目，就以長陽鎮8個社區為實施區域，以55周歲以上的隨遷老人群體為直接受益人群，社區其他居民為間接受益人群。該項目除了組織隨遷老人參加活動外，還建立了隨遷老人社區檔案，對有特殊需求的隨遷老人建立檔案，掌握他們的基本信息、興趣愛好和精神需求。

許多城市也正在對隨遷老人打開社會福利大門，讓他們不再是公共服務方面的“隱形人”。在杭州，60～69周歲的外地老年人持身份證，進入政府投資主辦的公園、文化宮(館)、博物館甚至一些旅游景點等公共場所，享受半價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