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以色列《國土報》網站近日報道，自1975年以來，澳大利亞的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一直監督外國對澳大利亞國家財產的收購，而以色列直到去年才開始實施此類管控。達爾文港投標之后，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的權限擴大了，涵蓋不動產交易和基礎設施方面的私人投資。

報道稱，澳大利亞政府于2017年成立了外商投資風險管理中心。一名情報官員參與監督。任何涉及至少10%外國投資的對國家安全很重要的交易都必須經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批準。該委員會還可以設置限制和取消既往交易。

相比之下，以色列的情況自2015年以來幾乎沒什么變化。以色列當局似乎寧愿等到一個競標獲勝者看似有問題之后，才去討論是否要進行干預。以色列沒有明確的規則來評估適合不適合。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門前官員說：“事情往往是這樣的：安全官員從報紙上看到戰略資產已轉讓給外國人了，卻沒人提前通知他們。”

直到2019年底，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內閣才決定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以審查外國對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然而該委員會卻沒什么權力。而且，上報審查是自愿的。以色列財政部首席經濟學家希拉·格林伯格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的主任，但實際上，關于取消外國投資資格的實質性討論都是在與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關系密切的圈子里(通常是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的。這樣的會議是非官方的，未記錄在案、非專業而且是根本不透明的。

報道評論稱，就像對待其他戰略問題一樣，以色列人寧愿決定先不做決定，把一切推遲到最后一刻，歡迎施壓，制造尷尬，迫使人們朝覲總理辦公室。而且，只有在采取了所有規避策略之后，他們才會做出兩個選擇中的一個：睜大眼睛置之不理，或者派人弱弱地宣布一個大家事后都會放棄的決定。

簡而言之，這是一個慣常的黎凡特地區亂象，只有一名負責任的成年人掌握著那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鑰匙，那個人就是總理內塔尼亞胡。

然而，當一個俄羅斯玩家盯上一個政治立足點，或者一個有著雄厚資金的阿聯酋玩家對以色列資產感興趣，那會發生什么情況?誰在擔心獲利情況——以色列怎樣能不扼殺良性競爭且避免助長地方壟斷的排外監管呢?

據報道，以色列戰略事務和公共外交部部長奧里特·法卡什—哈科恩、該部高級官員羅南·馬內利斯和國家安全總局(“辛貝特”)局長納達夫·阿爾加曼毫不留情地采取監管行動。

結果就是，一份厚厚的文件按照敏感程度對以色列的基礎設施進行了分類。它介紹了未來幾年將要公布的基礎設施招標項目，并提出一個專業模式來決定是否批準外資參與某些特定項目。

文件作者的出發點是，以色列正處在3個不可避免的經濟趨勢之中：全球化;地緣政治正常化(這會提高人們把以色列作為投資目標的興趣);電力市場(可再生能源)、水(海水淡化)和交通(自動駕駛)發生重大技術變革之后的基礎設施投資。

與此同時，各國都加強了對外國投資基礎設施的監管，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時期。這種時候，陷入困境的公司很容易成為廉價收購的目標。整個世界都在尋求一種模式，即在增加投資、維持競爭性市場、降低成本、提升知識以及維護國家在核心基礎設施方面的戰略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正如文件里委婉提出：“外國代理人的利益很可能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更糟糕的是，他們可能濫用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

報道介紹，以色列官方發布的文件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以色列的敏感基礎設施;第二部分確定國際監督制度的基準;第三部分提出適合以色列的監督制度。

作者用創新方法對基礎設施進行分類，將能源、水、通信、媒體和交通運輸部門細分為54個部分，還按照安全敏感性對這些領域進行劃分。

例如，管理電網、天然氣供應、服務器群、機場或社交網絡被歸類為最高敏感級。供電、煉油廠、供水、管理通信網絡和海底電纜被歸類為高敏感級。海水淡化工廠、蜂窩網絡服務和鐵路被歸類為中等敏感級。低敏感級包括發電站、公共汽車公司或收費公路。

文件的第二部分對國外的監督制度進行了比較，重點關注與以色列有類似管理特點的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德國。相比之下，以色列遠遠落在后面。其他國家依法要求相關企業必須上報外資收購交易，而在以色列則相反，上報是自愿的，而且并不區分交易類型。

報道稱，決定是在沒有法律依據或公開透明的情況下作出的。取消交易需要全票通過，這就把實質性的決定權留給了總理。這一現實情況有兩個后果。它導致利益攸關方的干預，又沒有專業程序，使總理面臨嚴重的外部壓力。因此，該文件建議擴大現有顧問委員會的權力，使它具有強制力。

文件提議由以色列財政部領導該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經濟部、競爭管理局、國防部、國家安全總局“辛貝特”的代表和一名來自與收購交易有關的部委的官員。外交和安全內閣部長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名代表將監督該委員會的工作。這種安排可以平衡決策過程中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同時使總理辦公室不要參與討論。總理只有權討論取消交易資格的吁請。

根據這種模式，顧問委員會將對涉及重要國家利益的投資進行風險評估，然后根據評估的敏感級別設定限制或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