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江蘇、湖南、浙江、廣東、云南等10余省份在“能耗雙控”的目標下相繼采取了限電的措施。“限電”從企業側傳導至居民側，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限電”是什么?為什么會“限電”?如何解決“限電”問題?

本文將闡述“限電”的本質及有助于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三大路徑，以回答限電的原因及解決辦法。

一、何為“限電”

“限電”指通過間歇或按時供電的方式，臨時減少客戶用電負荷的措施。“能耗雙控”，是指既控制能源消耗強度(也稱單位GDP能耗，反映能源在創造經濟產值時的利用效率)，也控制能源消費總量。

在“碳達峰、碳中和”的國家戰略背景下，國家一直重視針對能源消耗的考核。目前，全球各地疫情反復，我國是少有實現復工復產、恢復產能的國家之一。在其他國家產能未能恢復的情況下，我國一直為滿足國內外需求而開足馬力生產。在此背景下，今年我國多地能耗接近“紅線”，國家發改委對9省區能耗強度、消費總量發出一級預警。不少省份不得不采取“限電”措施，進行拉閘限電，停產、“開一限六”等現象層出不窮。

二、“限電”的本質是三個“矛盾”

事實上，本輪限電早在一個月前就已有征兆：8月12日，國家發改委印發了《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表》，青海、寧夏、廣西、廣東等省能耗雙控目標預警等級雙雙飄紅，形勢十分嚴峻，終于在9月末釀成全國范圍內的“灰犀牛”事件。究其原因，本輪限電本質上是三重“矛盾”疊加的結果：

1. 能源結構與減排目標的矛盾

在我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炭是最重要的化石能源，而火電是最重要的電力供給方式。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0年煤炭占全部能源消費的56.8%，同比增長0.6%;全年火電生產5.3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1%，占總發電量的68.5%。盡管近年來風電、核電、光伏等新能源發電穩步上升，但短時間內仍難以取代火電的核心地位，特別是風電、光伏的發電出力存在較大的波動性，電網完成對新能源消納的升級改造也需要一定的時間。

因此，一方面是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深入導致的電力需求急速膨脹，另一方面是地方 *** 在碳達峰、碳中和戰略下去煤炭、去火電的“運動式減排”，兩者的矛盾導致了現有能源結構無法以“軟著陸”的方式達成能耗雙控的短期目標，不得不采用限電的方式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踩下了急剎車。很顯然，這種結果并非是國家制定雙碳戰略、推動我國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初衷。

2.“市場煤”與“計劃電”的矛盾

在我國，煤炭早已實現市場化，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2020年，全國有超過400家煤礦關停，以產煤大省山西為例，全省關閉煤礦32家，減量重組退出42家，總退出產能3604萬噸。除了國內供給減少，煤炭進口也因與澳大利亞的貿易摩擦而顯著下降：自2020年12月停止從澳大利亞進口焦煤以來，今年1-7月焦煤進口量同比下降了42.7%。煤炭供給的短缺促使價格大幅上漲，而國內的電力市場具有很強的公共品屬性，價格一直是國家計劃主導，這就導致大部分火電廠處于虧本經營狀態，發電量越大虧損越厲害。這種供需價格矛盾也使發電廠缺乏擴大電能供給的積極性，進一步導致了電能供應短缺。

3. 限電目標與限電彈性的矛盾

本輪限電之所以被人們廣泛關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東北不僅限了工業用電，更限了居民用電。一般來說，居民用電都是最后被限電的對象，保障民生是限電的前提，限電的對象通常都是消費量巨大的工業用電。但東北的情況明顯影響到了民生，考慮到目前已經入秋，而電廠余熱是東北供暖的主要來源之一，這不得不令人擔憂未來數月東北的用電情況。這種情況的發生本質上是限電目標和限電彈性的矛盾。東北多年來工業衰退明顯，2019年第二產業GDP1.73萬億元，僅占全國的4.5%，不足廣東全省的一半。工業產值的減少意味著工業用電的減少，限電彈性就比較低，一旦出現大規模電荒不得不限電時，缺乏工業用電作為緩沖，居民用電必然會受到影響。

三、采用科學的減排方式推進雙碳戰略實施

今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盡快出臺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本輪限電證明了，如果不采取科學的減排規劃，僅僅依靠“一刀切”的方式進行運動式減排，必然會影響國計民生。為推進我國經濟的綠色轉型，順利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可從以下三條路徑入手：

1. 以數字技術推動能源結構調整

數字技術對經濟綠色轉型的促進作用早已得到全世界關注。2016年的全球電子可持續性倡議(The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GESI)指出，通過智能能源、智能制造、智能農業等領域的數字解決方案可以實現超過12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減排。在能源領域，數字技術將助力新型電力系統建設，一方面解決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消納問題，減少“棄風”、“棄光”，提高可再生能源接入比重，加速對火電的替代;另一方面能夠對用電需求實時監控預測，幫助電網智能調峰，以降低可再生能源大量接入電網候可能造成的電力供應短缺、電網不穩定等潛在風險。目前，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均已啟動了電網數字化轉型進程，以數字電網為抓手推動能源結構清潔化。

2. 以綠色金融助力節能減排投資

能源結構優化、節能減排技術研發都離不開資金支持。根據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測算，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到2060年我國新增氣候領域投資需求規模將達到約139萬億元，年均約3.5萬億元，占2020年全國GDP的3.4%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6.7%左右，長期資金缺口年均在1.6萬億元以上。為填補這一缺口，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明確指出，“加快推進碳排放權交易，積極發展綠色金融”。我國自2015年開始將綠色金融體系建設作為綠色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與部署，目前已在激勵機制、產品體系、監管體系和國際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根據銀保監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國內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余額超過11萬億元，每年可支持節約標準煤超過3億噸，減排二氧化碳當量超過6億噸。未來綠色金融在助力能源、交通、建筑等領域的節能減排投資方面仍大有可為。

3. 以制度創新激勵全社會低碳轉型

雙碳戰略對我國全社會各個階層都是全新的課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本輪限電凸顯出現有政策制度在應對低碳轉型方面的不足，這就要求通過制度創新激勵全社會低碳轉型。一方面，繼續穩步推進工業用電的市場化，實現供求決定價格，避免企業過度生產導致的電能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在一定范圍內建立碳稅制度，對高排放行業進行碳稅規制，促使其低效產能有序退出，對新能源、新材料、碳匯、碳封存等清潔生產領域予以稅收優惠，支持節能減排技術發展。

我國的雙碳轉型道路且長，但行則將至。限電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綠色發展道路是錯誤的，而是轉型過程中必然遭遇的陣痛。只要科學規劃、合理安排、積極落實國家的戰略方針，雙碳目標必將實現，我國經濟也必將順利邁進綠色、高效、可持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