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格局,正在發生逆轉。
(資料圖片)
01
人口大盤見頂,哪些地方還在增長?
這是2022年主要城市人口增量情況: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人口增長冠軍,再次花落中西部。
長期以來,廣州、深圳、杭州都是人口增量冠軍榜的常客,這一趨勢在這兩年不復存在,去年武漢登頂,今年則是長沙,都在中西部。
不僅如此,人口增量10強城市,同樣一改過去東部城市霸榜的格局,上榜的幾乎都是中西部省會,包括長沙、西安、南昌、武漢、鄭州、成都等等。
雖然這一形勢,無法作為人口大變局的見證,但“中西部人口回流”卻是不爭的事實。
與此同時,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人口集體負增長,這應該有完整記錄以來的歷史首次。
當然,京滬人口負增長,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北京常住人口已經連續6年下降,而上海人口也多次出現波動。
對于廣深來說,則是歷史首次。根據歷年官方數據,深圳人口的負增長,是1979年立市、1980年設立經濟特區以來首次。
要知道,改革開放以來,廣深一直都是“孔雀東南飛”的最大受益者,人口增量幾乎連年霸榜。
這一次,中西部人口回流,一線城市負增長,釋放了什么信號?
02
廣深人口負增長,只是疫情擾動之下的短期現象,不值得擔憂。
正如廣東統計局官網發布的文章所指出的:
在疫情散發多發的因素影響下,省外流動人口暫時回流返鄉的階段性現象……預期2023年廣東常住人口將逐步恢復穩定增長。
這幾年,人口流動之大之快可謂前所未有,但這種流動并非市場機制下的自由流動,也不是常態下的人口遷徙,具有短期性、階段性和非常態性,很難以作為城市人口吸引力的參考。
畢竟,我國人口普查以10年為限,上一次普查是在2020年,普查之外的年份采取1/1000人口進行抽樣調查,存在一定誤差。
抽樣時點一般是在每年11月份,一旦與疫情等超預期因素重合,會導致部分城市人口形勢出現階段性放大現象,不足以代表長期走勢。
一個常識是,當社會大流動受限,大量務工人員提前返鄉,影響最大的自然是外來人口占比最高的地方。
廣東,恰恰是“孔雀東南飛”的主要目的地。
據統計,外來人口最多的10個城市中,廣東一省都占了6席,除了深圳廣州佛山東莞四大萬億城市之外,就連中山、珠海、惠州都榜上有名。
所以,當疫情沖擊不期而至,這些城市可謂首當其沖。反之,后疫情時代到來,廣深和廣東,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全國最熱門的人口流入地。
根據百度遷徙數據,年后以來,廣東已經連續3個月霸榜全國人口熱門遷徙地TOP1,而廣州和深圳則是連續多月穩居人口遷入榜TOP5之列。
比人口遷徙數據更具說服力的是地鐵客流量。
開年以來,廣州、深圳地鐵客流量迅速攀升,廣州最高創下1097萬人次的紀錄,深圳也逼近900萬人次的新高。
從更客觀的客流強度來看,廣州、深圳仍在霸榜,最新月平均客流強度分別高達1.43、1.35萬人次/公里/天,力壓京滬,超過了許多二線省會城市的2倍以上。
不難想象,在拼經濟的2023年,廣深將迎來巨大的人口回流,有望重回人口增量榜冠軍之位。
03
京滬人口負增長,更多是主動控制人口所致,并非吸引力不足。
疫情影響雖然無處不在,但即使排除疫情帶來的短期波動,京滬人口也已經多年陷入停滯。
作為全國僅有的兩個4萬億級城市,也是戶籍門檻最為森嚴的城市,京滬人口變局的背后,顯然并非市場因素所致。
主動控制人口,才是兩地人口增長幾近停滯的原因所在。
作為為數不多的2000萬人口大市,京滬人口正在逼近天花板,所剩空間無幾。
規劃顯示,到2035年,北京、上海的規劃人口上限分別是2300萬人和2500萬人,這在《》一文中有詳細論述。
目前,上海常住人口高達2476萬人,無限接近天花板;北京常住人口為2184萬人,離最高門檻也僅有5%左右的增長空間。
這種背景下,早在幾年前,兩地就開始主動抽疏中心城區人口,而北京更以“減量發展”為政策目標,人口增長早已不再是政策導向。
這些年,北京不僅將一般制造和污染企業、區域性專業市場和物流中心向外轉移,就連央企總部、部屬高校、重點醫院都成了轉移對象。
這些被疏解的產業,一部分被天津、河北等地承接,另一部分重點布局在新成立的雄安新區,后者也成了央企總部外遷的最大受益者。(參閱《》)
人隨產業走。既然大量普通產業落戶到京外,與之相關的就業人口自然也隨之而轉移,即使吸引力依舊強勁、人才吸引力依舊獨一無二,但總人口也面臨著巨大的張力。
當然,京滬的人口壓力,不在于人口增量和人口增長,而在于搶人大戰日益白熱化之下的高學歷人才。
因此,這兩年,一向在戶籍門檻上寸步不讓的京滬乃至香港,都開啟了搶人之路。
北京面向世界TOP200高校畢業生給出了“計劃單列市”落戶的待遇;
上海則進一步開放清華、北大、復旦、交大等知名高校畢業生的落戶限制;
香港面向世界百強高校畢業生罕見發放“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可見,不是每一個城市都需要“搶人口”,但所有城市都難以繞開“搶人才”。
04
后疫情時代,人口大變局何去何從?
其一,雖然人口大盤見頂,但“孔雀東南飛”的趨勢仍會持續。
人隨產業走。即使地緣變局、全球產業重構、科技博弈的沖擊仍在持續,但東部地區,依舊是我國產業,尤其是高新產業最為發達的地方。
即使人口大盤見頂,這些地方的人口吸引力依舊強勁,后疫情時代人口回流乃至重新恢復強勢增長,并非沒有可能。
其二,中西部人口回流,背后也有了一定支撐。
這些年,靠著大投資大基建改善區位優勢,借助“產業西移”再造產業矩陣,通過強省會重塑強中心城市,中西部地區人口回流,漸成趨勢。
當然,中西部更多只是人口回流,而非外來人口凈流入,這是與東部地區最大的不同。
其三,強省會的人口虹吸效應有增無減,一眾普通地市或將淪為收縮型城市。
最近幾年,在絕大多數省份,只有省會人口保持強勁增長態勢,而所在省份整體人口仍在負增長。
這意味著,人口向省會集中的趨勢沒有改變,省會作為全省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日益凸顯,在防止人口流失、吸引人口回流方面,發揮了關鍵托底作用。
但對于普通地市來說,當自然人口帶來的托底效應不復存在,如何守住人口基本盤,就成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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