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印發《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簡稱《若干政策》)，從財稅、投融資、研發、進出口、人才、知識產權、市場和國際合作等八方面，提出37項舉措，以提升兩大產業的創新能力和發展質量。在美國對華為發動一系列制裁，以及打壓中國軟件產業的背景下，《若干政策》的出臺意義深遠。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是信息產業的核心，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關鍵力量。結合中芯國際耗時不到20天便在科創板上市，可見國家的支持力度和市場的投資熱情。相信《若干政策》的出臺，將激發我國集成電路和軟件產業的創新活力。

經過多年的發展，雖然中國構建了較為完整的集成電路產業鏈，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但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技術上存在明顯短板。作為全球最大的集成電路市場，中國自給率偏低，嚴重依賴進口。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集成電路累計進口金額為3055.5億美元，出口金額為1015.78億美元，貿易逆差近2040億美元;今年上半年，中國集成電路累計進口1546.1億美元，同比增長12.2%，是進口額最大的商品;出口505.1億美元，貿易逆差達到1000億美元。無論從技術層面還是市場層面，隨著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5G網絡、自動駕駛等新興科技的持續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

從汽車行業看，隨著新能源汽車和自動駕駛的發展，對IGBT芯片和自動駕駛芯片的需求越來越大。IGBT是汽車電控的核心，其成本占電機控制器總成本的近50%，占整車成本的7%～10%，是純電動汽車除電池外最昂貴的部件，我國新能源汽車IGBT產品98%以上依賴進口。同樣，自動駕駛芯片也是國外品牌一統江湖。在車用芯片方面，我國目前僅有比亞迪、華為、寒武紀、地平線等少數幾家企業有所布局。從實際應用來看，車規級芯片是恩智浦、英偉達、英飛凌、Mobileye、德州儀器等國外品牌的天下。

中國是全球新車產銷第一大國，對車用芯片的需求自然是最多的。隨著國際環境發生變化，隨著《若干政策》的出臺落地，無論是從產業安全、供應鏈完整、核心技術自主可控，還是產業高質量發展角度看，讓中國汽車早日擁有“中國芯”是必由之路，這就需要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全方位趕超。

不過，要想在集成電路產業取得突破并不容易。產業發展了幾十年，業務模式已經成熟，國際分工已然形成，且基本穩定。IDM模式、Foundry模式、Fablees模式都是基于各自企業的特點而逐漸演化形成的，由于試錯代價太過高昂，大多數企業很少去跨界嘗試。作為資金密集、技術密集、人才密集型產業，集成電路產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需要以海量投資作為“入場券”。無論是制造、測試、封裝，動輒要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的投資規模，沒有投入的底氣就無法在競爭中拔得頭籌。同時，研發和技術的成功離不開人才的支撐，但當前我國相關人才明顯稀缺。《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人才白皮書(2018-2019年版)》顯示，我國半導體從業人員總計46.1萬人，預計到2022年前后，全行業人才需求規模為72.2萬人左右，還有近30萬人的缺口，尤其是高端人才和骨干專業技術人才極度匱乏。更何況，車規級芯片的研發難度和技術含量更高，對產品可靠性、安全性和長效性的要求也更高，這就要做好打攻堅戰、持久戰的準備。

筆者認為，汽車行業應當形成這樣一種共識：要像此前對待發動機、變速器等核心關鍵零部件一樣，重視汽車芯片。首先，相關行業應攜手聯動，集合資源，共同攻關。汽車行業應與集成電路等行業加大協同力度，明確本行業的獨特需求，加強合作。其次，要敢于試錯。自主芯片發展需要應用支撐，不要怕自主芯片有缺陷，要敢于嘗試，積極改進。正如廣汽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吳堅近日在公開場合所說，作為國有整車廠，要肩負起應用國產芯片的勇氣，在控制、微處理器、邏輯芯片、功率器件等方面踴躍嘗試中國芯片。第三，要短期與遠期共同謀劃。短期看，向跨國公司采購芯片是經濟之舉，也暫時沒有供應安全之憂;但從長期看，行業要有憂患意識，不能在舒適圈中打轉，要積極謀求芯片領域的自主安全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