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孫沈清和學生們

免費授課的日語奶奶

八旬候鳥老人的社區公益課堂

語言教材、備課本、記號筆、老花鏡……上午9時，收拾好授課所需，年屆八旬的孫沈清拎著帆布包，打車來到離家1公里外的五華區新聞里社區。半年來，每個周六的上午，孫沈清都要在銀發黨員公益課堂上，免費教年輕人學日語。

日語是半個母語

上午10時許，新聞里社區居委會樓上的活動室里，孫沈清面對4名學生，在一句頗具儀式感的日語問候之后，開始了1個多小時的日語授課。

“您怎么學的日語?”記者問。

“說起來可就太復雜了。”孫沈清笑了笑，眉宇間滿是歲月雕刻的痕跡。

通過課前簡單的交談，記者知道，日語可謂孫沈清的半個母語。清朝末年的日俄戰爭后，孫沈清的外祖父母從日本移民旅順安家，“我的母親是出生在中國的日本人，我父親則是出生在日本的中國人。我是家里的老大，還有兩個妹妹，我們在家都說日語，在學校就說漢語。”孫沈清說。孫沈清的日語聽說讀寫都很溜，對漢語的理解同樣游刃有余。課堂上，孫沈清熟練運用中日文穿插，不時引出兩國文化中的相似、相異之處，讓學生時而會意一笑，時而費解苦思。

一個多小時的課程中，除了中間休息10多分鐘，年屆八旬的孫沈清一直站在白板前，時而戴著老花鏡湊近課本，領著學生熟悉下一個知識點，時而拿起記號筆在白板上寫著板書。

有幸遇到孫老師

孫沈清的公益日語課是去年9月開起的，剛開始來了很多學生，但漸漸地部分學生開始“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學習語言是個苦活，得堅持。一節課不來上，下節可能就接不上了，落下的課程多了，再想聽進去就很難。”在孫沈清的報名登記表上，半年間陸續登記了27個名字，他們中年齡最小的不過是八九歲的娃娃。現在經常來聽課的還有不到10人。

對于26歲的丹妮來說，能有這樣的免費學習機會，還碰到如此專業的老師，無疑是一件幸事。“懂得一門語言很重要，去國外自由行時，可以了解、發現別人難以知曉的事。”丹妮對語言的興趣并非從日語開始，大學期間她就報班學習了德語、法語，并考取了證書。丹妮說，如今語言課程動輒得花費數千元，還不見得能遇到適合的老師。跟著孫老師學了半年日語，丹妮幾乎沒請過假，因為她心里有個目標：考過初級日語后去日本旅行。

小普的小目標也是考過初級日語，今后在工作上能有所助益。“以前專門報班學過日語，但效果并不好。”小普說，大約10年前，他花1000多元上了日語輔導班，但一周上三四節課，老師把每節課的內容壓縮到極致，根本不管學生有沒有時間消化。錢花了卻沒啥效果，這讓小普無奈放棄。一次，小普找到孫老師交心：“能遇到您這樣的老師實在難得，我一定不會辜負您。”

從兼職老師到大學老師

流利地聽說讀寫就可以算作掌握了一門語言，但掌握了以后就一定會教嗎?那可不見得。

“日語教學并非我的本業，卻也算第二職業。”1957年，孫沈清考上南京大學。“日本的氣象很發達，你會日語又是女生，何不學氣象呢。”報考專業前，母親的一席話，深刻影響著孫沈清的人生軌跡。5年大學讀完，年輕的孫沈清被分配到新疆烏魯木齊從事氣象工作，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揮灑在了壯美的戈壁灘。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人們的視野、思維更加開闊，急迫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相隔不遠的日本成了學習的目標。“當時興起了一陣學習日語的熱潮，有朋友聽說我會日語，便讓我開辦日語學習班，晚上給學生上課。”孫沈清坦言，雖然日語是她半個母語，但她在語法上確有欠缺，于是她利用業余時間搜集資料學習語法，晚上則在課堂上教授日語。“一個晚上兩節課，第一次領了1.2元的課時補貼。”孫沈清說著眼睛一瞇，笑得像個孩子。

55歲退休后的15年間，孫沈清從兼職日語教師成為專職教師，曾任教新疆大學、新疆師范大學，還擔任烏魯木齊科技日語協會理事長。為了讓更多人有條件學習日語，2001年時，孫沈清在家人的支持下自費辦起“孫沈清日語教室”網站。

這一身本領不能白廢

2011年，古稀之年的孫沈清與老伴一同遷居昆明，與大兒子一家生活，成為春城的一名“候鳥老人”。

“后輩們沒一個愿意學日語的，但這一身本領不能白廢了啊，只要有一個人愿意來，我就會堅持教下去。”孫沈清告訴記者，老兩口都有退休工資，不差錢，身體也還不錯，去年聽新聞里社區的書記小陳說要開公益課堂，她想也沒想就來了。

上午11時30分，下課。合上講了不到1/5的《新世紀日語教程》，孫沈清給孩子們布置了作業：“回去好好復習今天學的單詞，再預習一下，下周我們講第12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