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法是力與理的有機結合，自法產生以來，其外在表現為力，秦商君改法為律，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法家倡導的“外儒內法”就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沿革不改的治理模式，形成了禮法并舉、刑教結合的法律體系。法與刑注重“以力服人”，而禮與教則注重“以理服人”，禮法并舉，刑教結合的法律體系不僅肩負著嚴懲罪犯的重任，而且還負有弘揚道德、凈化習俗的艱巨使命。回顧歷史，自漢朝始，“春秋決獄”是士大夫們根深蒂固的經學意識和牢不可拔的認知心理結構的產物，司法活動為“圣人”“經典”這些意象所束縛，而成為經學的附庸。不過，這種以“法律儒家化”為內容而順應時勢的司法斷案，在形式消亡的過程中將其內在的思維、技術、習慣融入了古代的司法傳統中，孕育出一種根植于中華大地上的情理法三者統一的道德倫理司法傳統，形成了一種依據儒家精義闡釋傳統律法之精神，深刻地影響了當下國人的法律思維。

依儒道精神闡釋律例

理解過程的開端通常是一種意義預期，這種意義預期常常不過是初次邂逅匆匆一瞥得到的初步印象。解釋者是基于某種“前理解”形成的意義預期，并帶著這種“前理解”著手律法文本解釋。解釋者的“前理解”是一種長期學習而形成的心理認知，是他在學習過程中或者在他后來的職業活動或職業外的經驗中取得的知識，特別是與社會事實和社會關系有關的知識，都屬于這種成果。作為正確理解的前提條件，“前理解”固然重要不可忽視。

(資料圖)

具體到我國傳統司法實踐來說，劉漢王朝是我國古代經學最為繁榮的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基于儒家經義形成的儒學被確立為中國古代官方的意識形態，兩千余年相沿不改，深深影響了國人的思維模式。法律作為一個民族生活態度的表達，其受經學的影響自不待言。表現在司法領域內，出身儒學的“改革家”紛紛投入到以儒道潤飾改制的大潮中，法司則寓教化于斷案、釋律中，企圖將儒家經義理念“染指”現實社會生活，實現社會生活的和諧有序。由此，自西漢伊始，儒家經典成為隱性法典，對儒家經義的遵循成為時人的共識。以司法斷案為標志，經義之精神始終影響著司法官員的思維，從而左右司法官員的裁斷。在定罪量刑中，司法官員傾向于通過解釋、挖掘相關律法的倫理內涵，使之符合儒家精義，從而在裁斷中謀求立足“三綱五常”，并與司法同仁達成共識，獲得大眾的普遍理解與相互認同。

律例代入道德語境求解

秦政崇尚法家，法家崇尚以力相役，其外在表現為力，秦商君改法為律，后漢承秦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外儒內法”逐漸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治理模式，并形成了禮法并舉、刑教結合的法律體系。

回溯歷史，儒家以禮入法的企圖在漢代已經開始。雖因受條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釋法律及應用經義決獄等方面著力，歷經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發展，至《唐律疏議》頒行，中國法律儒家化經過長期而復雜的過程，蘊釀生長以底于成。隨著儒家化律典的大量頒布，傳統中國刑律以義理文本，亦即觸犯刑律的根本在于犯義；縱或不然，民刑不分的刑律體制，犯罪構成要素多以道義性為主，尤以身份犯最為顯著。司法實踐中，基于儒術獨尊的政治正統和“三綱五常”的思維前見，科舉出身的循吏們往往把律典視為經學的翻版，意圖從律典中闡發出符合儒家精神的內容，通過直擊人心的倫理情景建構，在裁判中對治下子民進行三綱五常的“政治宣教”，循吏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解發生的過程也就是“以心會心”。只要有相一致的語境，意義就會呈現，理解就會發生。希望通過道德倫理語境的建構闡釋，可以使訴訟兩造自省、幡然悔悟或良心發現，重回“三綱五常”倫常規范的規制下，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在“德”與“刑”之間表現出一種意義的循環，“德”在“刑”中呈現出來，被主體所領悟；主體的踐履又依德而行，在自我型塑中使自身最終復歸“三綱五常”的道統秩序之下。

舒緩嚴刑中化為儒術獨尊

秦王在統一六國之前，奉行法家之說，全面推行以法為治，力圖運用法律的權威發展封建經濟，鞏固中央集權，進而吞并六國。在這個過程中，他深感厲行法治所起的積極作用，因此在統一六國以后，繼續奉行以法治國的方略，借以建立和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一方面，在原有秦律基礎上“明法度，定律令”，使“事皆決于法”；另一方面，信奉法家“重刑輕罪，以刑去刑”，急法重刑，“樂以刑殺為威”。由此，導致刑徒大量增加，出現了“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嚴重社會問題。

吸取秦朝嚴刑峻法、橫征暴斂的歷史教訓，西漢王朝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略。“經董仲舒等人發揮、宣揚的《春秋》之義被運用到了中國古代社會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使儒家經典《春秋》成為治世的政治綱領。”司法實踐領域亦不能例外，在儒家倫理綱常未正式入律之先，公孫弘、董仲舒等人就開始引用《春秋》經義解釋律法，以儒家仁德“置換”法家化律法體系中的嚴刑苛罰，用道德教化之感化替代“以刑去刑”的威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法家化的嚴刑峻法，也使儒家思想成功地滲透入司法領域，成為漢王朝乃至以后歷代王朝實踐遵循的基本指導思想。

西漢以后，隨著法律儒家化的推行，歷代王朝律典逐漸儒家化。在儒家“德主刑輔”“明刑弼教”觀念的引導下，律法成為推行道德教化、維護儒家尊嚴的重要手段，依經釋律的經義解釋成為闡釋儒家道統的一種解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