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0日，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敦煌吐魯番學家，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朱雷先生逝世。8月12日上午9點，朱雷安葬儀式在武漢石門峰舉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和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領導、師生在墓前舉行了簡樸莊重的祭奠儀式。細雨蒙蒙中，人們懷著沉痛的心情送別這位令人尊敬的師長。

拓荒新領域，整理吐魯番文書

朱雷祖籍浙江海鹽，1937年5月24日出生于上海。他出身于一個文化氣氛深厚的家庭，在父母的影響下，朱雷從小喜歡讀書。引導朱雷走上學術道路的是唐長孺先生。他本科畢業后，考取唐長孺先生的研究生。唐長孺先生是一代學術大師，朱雷仰慕唐先生的學問，也給唐先生的生活和學術研究以很大幫助。朱雷1962年研究生畢業，留在唐先生創建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今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工作。從此，他一直在武漢大學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吐魯番文書的整理是上世紀中古史研究領域的重大成果，朱雷在推動這一工作的開展和文書的整理過程中貢獻甚巨。1973年秋，為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他與武漢大學歷史系領導彭神保到西北地區搜集考古資料，在新疆博物館展廳里看到新出土的吐魯番文書，極其敏銳地意識到吐魯番文書的巨大學術價值，大量的公私文書都是原汁原味的歷史資料，與傳世的歷史文獻往往都是經過了后人加工不同，這些是最原始的文獻材料，其中涉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的文書文本，極大地充實了中古史研究的文獻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中古時期史料相對不足的缺陷，將使中古史研究局面大大改觀。他們立即將此見聞寫信告知正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的唐長孺先生。唐先生向國家文物局領導王冶秋、劉仰橋作了匯報，同時讓朱雷趕到北京說明相關情況。第二年元月中旬，朱雷等到北京向唐先生作了匯報，并見到了國家文物局的領導。國家文物局遂決定成立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吐魯番文書整理工作由此展開。

從1974年到1986年的十余年間，朱雷作為“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主要成員和唐先生的助手，多次往返于新疆、北京等地，為文書的整理進行協調和奔波。項目組對8000多份古文書斷片逐一進行登錄、拼合、釋文、定名、斷代，這是一項目極其艱辛的工作。當時國家正處于動蕩和經濟困難時期，研究工作和生活條件都非常艱苦。而且，文書原件都是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其中不少還有血污。他曾經回憶說：“辨識既難，且多有尸臭味，甚至還有細菌”。朱雷負責撰寫了整理錄文細則、出土文書之墓葬說明等。他在整理工作中表現出的敬業精神和文獻考證、訓詁和校勘功夫，受到同行的高度認可。1981—1991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十冊釋文本中，朱雷獨自編集其中的3冊，參編了其他6冊，即第1-5冊和第9冊。隨后出版的圖文本（1-4冊），在已出釋文本全10冊的基礎上加以修訂，加上原件照相圖版整理編輯而成，朱雷承擔了主要的修訂工作。《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出版，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先后獲得國家古籍整理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一等獎。

朱雷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工作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相關研究，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高度肯定和稱道。當時整理的文書是1959—1975年間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在吐魯番發現的，收藏在新疆博物館。文書整理工作要在北京完成，有些文書因過于零碎，未能裝箱運至北京，由新疆博物館吳震先生保管。后來吳先生又陸續在吐魯番幾個墓葬中發掘出一批新的文書。吳先生去世前留下遺言，這些文書統一交由朱雷整理。朱雷不顧年邁體衰，以新疆博物館的名義申請承擔了《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

這些文書遠在新疆，朱雷家在武漢，文書不能隨意移動。從2010年開始，朱雷重啟了“西域之行”，再赴新疆親自動手從事和指導這批文書的整理工作。10年來他每年都在新疆住上數月。歷經艱苦努力，項目已完成結項，書稿已交出版單位，將由四川一家出版社出版。不負摯友不負師，肯將衰朽惜殘年。朱雷晚年賡續了唐長孺先生的未竟事業，實現了摯友的遺愿，完成了一項不朽之作。

占領中古史研究領域的制高點

在整理文書的同時，朱雷圍繞敦煌吐魯番文書和中古史研究，撰寫了一系列高水平論文，通過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解決唐史研究一系列重大問題。朱雷的研究時時表現出他敏銳的學術眼光和深厚的學術功力，在學術實踐中卻是在嫻熟運用了歷史研究的實證方法、二重證據法、文史互證方法，廣泛占有資料，從小見大、注重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把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的新材料互相印證，從而對中古時期若干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了縝密而深入的考論，深刻揭示了中國三至九世紀歷史進程和歷史現象的真相和本質。朱雷的一系列論著發揮了唐先生的“魏晉封建說”、“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觀點，并進行重要補證，從而在敦煌吐魯番文書和中古史研究領域占領制高點。

一般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戰爭和動亂，經過河西走廊的傳統的絲綢之路中斷。朱雷《東晉十六國時期姑臧、長安、襄陽的“互市”》通過襄陽“互市”的考證，說明了其時“傳統的絲綢之路貿易也勢必沒有中斷，并由長安而延伸到襄陽”的重要論斷。他的《吐魯番出土天寶年間馬料文卷中所見封常清之磧西北庭行》考證封常清行蹤，是研究西域交通和絲綢之路的一篇杰作。《麹氏高昌時期的“作人”》第一次系統地研究了初次發現的六世紀麹氏高昌的私屬“作人”，認為他們可以被主人當作財產繼承、買賣，但可以擁有一小塊土地，也可以租進土地，可以自由支配一些時間。高昌政權也直接對“作人”進行一定程度的賦役剝削。他發現高昌私屬“作人”與南朝宋齊時的‘十夫客’相似，從不同側面證明“作人”的農奴特征，證實魏晉南北朝時期生產者具有農奴特色的觀點，這一結論受到中日中古史學者的重視。

朱雷在利用出土文書對中古時期財政制度和均田制的研究方面，其成果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北京大學宿白教授在一本考古學教材中提到北大圖書館藏有北涼貲簿文書，這一信息引起了朱雷的注意。他到北大圖書館查看原件，結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同組文書，發表了《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他考證為《北涼高昌郡高昌縣都鄉孝敬里貲簿》，認為應是北涼殘余政權承平年間（443—466年）所造。這篇優秀的論文表現出的考證校勘功夫和見微知著的功力令學界同行佩服，榮新江教授認為這篇論文“為后來吐魯番文書的整理，提供了一份標本性的文書”。朱雷的論文不可謂宏富，但學術界公認篇篇都是精品，既具有深厚的文獻功底，又有極強的思辨能力。他與唐長孺先生一起領導和推動的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他們一系列領先前沿的學術成果，改變了中國中古史研究領域的面貌，成為中古史研究的一個高地。一個人時間精力有限，他知道有所為有所不為。有一次在他家里，他指著有人送他的一本學術綜述類的書說：“這樣的書可以不寫。”他認為沒有個人創新和獨到見解的東西他是不寫的。

學為人師 德高為范

作為一位老師，朱雷寬大胸懷、仁厚品格，樂于奉獻。在整理文書的十幾年中，朱雷和唐先生同室生活，負責唐先生的衣食住行，盡心盡力。他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獎掖后進，培養了一批中古史研究領域的青年才俊。如今這些學生大多成為本領域的學術骨干。

朱雷長期擔任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總是從大局考慮問題。他說，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需要向西部邊遠地區傾斜，因為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學術信息和學術條件相對要好很多，國家的錢要投到更需要的地方。他把自己抄錄的《全唐文》數千張卡片全部放在資料室，供其他老師和學生使用。

朱雷是一位純粹的學者，一生獻身學術，甘做人梯，無怨無悔。正如他所說的，一個真正的學者，“要耐得住寂寞，不為名不為利，只為求得真知。”在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的10多年艱苦歲月里，他長年在外，把大好年華投入到文書整理工作中。偶爾回家，連孩子都不認得他這個爸爸了。他的大量時間和精力用于國家社會科學發展事業，用于培養新人。這期間，不知道有多少人得其教澤。人們用蠟燭比喻教師，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朱雷就像一支蠟燭，也因此獲得人們的敬重。（本文作者：石云濤，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謝慶立，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朱雷（1937年5月24日—2021年8月10日）生前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和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敦煌吐魯番學家。主要成就是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和研究、中古史研究。1988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曾擔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和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組成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成員、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歷史組副組長、組長，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湖北省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等職，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委員會委員，主持北朝四史修訂工作。朱雷在敦煌文獻、吐魯番文書整理和研究、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高水平、有深度和產生了廣泛影響的學術成果，收入《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數十篇論文，被稱為經典之作。一生尤以獎掖后進、無私奉獻為人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