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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國家、省、市教學成果獎，在各高校均是備受重視的重要事項。因為教學成果獎與績效獎勵、職稱職級、人才項目、學科評估、專業聲譽以及“雙一流”建設等密切相關，且受到申報指標數量限制，即便是在院校層面，競爭也非常激烈。總體而言，教學成果獎評選在各高校得到了積極響應，形成了體系化的激勵制度安排，對促進專業與課程建設、教學研究與模式改革、教師教學能力與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筆者結合參與部分高校教學成果獎推薦評審過程的體會發現，評審者的困難在于無法深入了解申報書中的教學成果真正經歷了怎樣的過程、解決了哪些問題、采用了何種方法以及產生了什么效果。

教學成果不同于學術成果，前者是在實際工作中干出來的，要以人才培養的實際成效作為檢驗標準。以申報單位提交的書面材料作為評選依據無可厚非，但若無落地考評的壓力，則有可能導致撰寫申報書的水平成為教學成果能否獲獎的關鍵因素。一旦“專家推薦”這一評審程序，變成了為提高申報書寫作質量而組織的集體會診，就容易背離教學成果獎評選的初心，達不到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根本目的。

針對以上情況，筆者建議，有關部門應建立國家、省、市教學成果獎落地考評制度。所謂“落地考評”，就是對獲獎教學成果的實際探索、試驗或實踐過程，以及相關專業、課程或人才培養成效，進行現場探訪、查驗或測評，通過評選過程落地到現場，確保教學“成果”落地為“成效”。進而言之，以教學成果獎落地考評為抓手，還可以傳遞出積極信號，有助于扭轉“包裝”成果的不正之風。

首先，在時間節點選擇上，建議落地考評安排在終評與公示時間之間。相當于評選流程增加了一個環節，從而使教學成果獎評選形成一個較為完善的閉環。這樣，教學成果獎評選的結果就可以經得起實踐的檢驗，過程也可以做到理論自洽。

其次，在抽檢比例控制上，建議落地考評要控制好適當的比例。教學成果獎評選量大面廣，全部進行落地考評費時費力，既不經濟，也無必要，還會引發參評單位與個人的抵觸情緒。主管部門可以按照擬公示獲獎等級，確定不同抽檢比例，兼顧區域分布與高校層次。原則上，擬公示獲獎等級越高，落地考評的抽檢比例越高，總體抽檢比例不超過10%。

再其次，在依托機構考量上，建議委托第三方機構承擔落地考評任務。具體落地考評任務委托給第三方，并不意味著第三方可以自行其是，抽檢對象仍由教學成果獎評選主管部門確定，第三方落地考評結論仍需主管部門認定。這樣，既可強化教學成果獎評選的開放性，又能減輕主管部門的壓力。第三方可以是學會組織、評價機構或教育研究單位。第三方的具體遴選工作也應當由評選主管部門負責，前提是要有公信力和完成落地考評任務的時限要求。

最后，在落地考評重點上，建議落地考評要框定邊界和重點。任何一項教學成果均會涉及較多人員、單位與事項，落地考評不能全面覆蓋與過度糾纏。進入現場之后，考評邊界與重點不清晰、考評態度與方式不恰當，同樣會造成系列問題。原則上，落地考評只對教學成果申報書中的關鍵事項與重要證據的真實性負責，考評重點是教學成果的培育與產出過程，以及轉化為人才培養的實際成效。

（作者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發展咨詢委員會委員、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

《中國教育報》2023年04月1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