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根植于儒家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思想基礎，從而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人性化的法律制度。這些都是優秀的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特有的憫恤寬仁的“恤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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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恤刑”，就是指不濫用刑罰。恤刑觀念最早出現在《尚書·舜典》文獻中：“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惟刑之恤哉！”意即考慮到刑罰可能濫用失當，量刑時要有憫恤之意，使刑罰輕重適中。在恤刑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三縱”“三宥”制度。“三縱”是指老耄、幼弱、愚蠢犯罪，因考慮其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或免或減其罪。而“三宥”是指不識、遺忘、過失犯罪，因這類犯罪非故意犯罪，故減輕其刑。以上制度是基于“仁”的考慮，法律上對老人、兒童、篤疾、孕婦這幾種人犯罪予以減輕刑罰或免刑。例如，在法制相對完備的唐律中所記載的：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篤疾者，不加拷訊，流罪以下可以贖罪；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犯大逆、殺人等死罪可以上請減免，一般的盜或傷人也可以贖罪；年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對于孕婦，北魏世祖時就規定：“婦人當刑而孕，產后百日乃決。”這種制定也為唐以后各代所沿襲。

基于儒家孝親原則而形成的“留養”制度

此制度又稱“存留養親”，是指犯罪人的直系尊親屬需要侍養，而家中除了犯罪人以外別無成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犯罪人犯的不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允許上請，可免去死刑以侍奉尊親屬；如果犯罪人應處以流刑，可免發遣，徒刑可緩期，待尊親屬去世后再執行。留養制度在北魏時就已入律，并為后世所沿襲，它是中國古代法律家族化、倫理化的體現，更是符合儒家所恪守的有關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孝道理念的要求。

尊重生命——預防冤假錯案的發生以及平冤昭雪制度

在其中，具體由這么幾項制度組成。其一就是“乞鞫”制度。“乞鞫”是漢代復審制度，漢律有“有故乞鞫”的規定，就是說對原司法機關的判決不服，允許當事人上書，向上級司法機關請求復審。復審期限是三個月，過了三個月，便不得請求復審。漢律關于乞鞫的規定，是漢代統治者出于“慎刑”考慮，并企圖緩和階級矛盾，同時通過這項制度，也能對司法官吏執行法律的情況起到監督檢查的作用。此外，封建統治者為“恤刑慎罰”“施行仁政”而采取的另一個重要措施還有“復奏、會審”制度。該制度始創于漢代，在漢朝法制中創設有疑獄評議，上報復審制度。歷經以后各朝各代的法制演變，逐步形成了一般對“徒”以上案件，實行初審后由上一級審判機關復審和審核的制度。對于死刑，北魏世祖時定制，凡死刑“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也就是說，死刑執行前，須奏請皇帝批準，方可行刑。這就是所謂“復奏”。隋時定為“三復奏”。唐代貞觀初，太宗李世民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復生”，規定決死刑，在京師“五復奏”，在諸州“三復奏”，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一復奏。唐以后各代均實行了死刑復奏制度。同時，在中國傳統法律制度中，為監察下級司法機關對案件的審理是否有失公正，并對冤假錯案能夠進行及時糾正的措施還有被稱之為“錄囚”的制度。所謂“錄囚”，是指上級司法機關對在押囚犯的復核審錄，漢代錄囚有“皇帝錄囚”“刺史錄囚”“郡守錄囚”。關于“皇帝錄囚”，此事始于東漢明帝時期。而刺史之制始于漢武帝時期，按照規定，刺史于每年秋冬季節到郡國巡察，成為“行部”。刺史行部的主要任務是“省察治狀”，這當然包括審核獄訟情況，東漢時仍沿襲此制，并且將這一措施擴到皇帝錄囚。

防范刑訊逼供的“鞫獄”制度

鞫為審問之意，“鞫獄”即進行審訊和判決。漢代司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注重收集證據，除收集書證、物證、證人證言以外，還重視收集被告人的口供，而收集口供往往搞刑訊逼供。經審訊獲取口供后，三日后再次審訊，目的是看此次供詞與上次是否有出入，從而使受審者有更正供詞的機會。然后，對被告宣判。司法官對被告宣讀判詞，這叫“讀鞫”。若被告對判決不服，請求復審，這叫“乞鞫”。

獨具特色的行政、司法監督、監察制度

在傳統法律制度中所涉及的有關行政、司法監督、監察機制中有“登聞鼓”制度。所謂“登聞鼓”其實質就是一種古代特有的直訴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決，可以不受訴訟審級的限制，直接訴冤于皇帝或欽差大臣。晉武帝時期始設登聞鼓，該鼓懸于朝堂外或都城內，百姓可擊鼓鳴冤，有司聞聲錄狀上奏，這種制度彌補了絕對禁止越訴的不足，加強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監督，客觀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達。這一制度自建立后，后世各封建王朝歷代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