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在梁山聚義進程之中，柴進起到了承前啟后的獨特作用。他出身顯貴，乃前朝皇族，原本不在江湖，可他偏偏心向江湖、仗義助人，柴家莊園成為宋江、林沖、武松、杜遷、石勇等好漢上梁山前的中轉站。在《水滸傳》中，稱柴進收留宋江一幕為“柴進留賓”。事實上，柴進歷次收留好漢的義舉可統稱為“柴進留賓”。

(資料圖)

眾好漢落草前大多身負官司，柴進收留犯罪之人恐有重大法律風險，但柴進不以為意，事實上也未見官府追究其留賓之舉。宋江殺惜后躲進柴家莊，柴進稱：“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里。”柴進為何如此有底氣，柴進安然留賓是于法有據還是小說家言，個中緣由值得探究。

柴進留賓構成犯罪嗎？

用今日眼光觀之，柴進明知宋江等人犯罪仍為其提供藏匿場所、財物并幫助其逃匿，構成窩藏類犯罪。傳統刑法是否有類似規定？若有，柴進構成何罪？

揆諸于史，《宋刑統·捕亡》載有“知情藏匿罪人”一條，律文規定：“諸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謂事發被追及亡叛之類。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可見，若行為人知情后仍藏匿或資給“事發被追”或“亡叛”罪犯，便構成本罪。“事發被追”即逃亡者所犯之罪已被有司察明，官府正采取緝拿措施。以宋江為例，宋江殺惜后，知縣命朱仝、雷橫二人追捕，屬于“事發被追”。柴進明知宋江犯罪事發，還給予衣食住處，符合“知情藏匿”與“過致資給”情形。

同時，柴進行為不屬于親親相隱等窩藏類犯罪免責事由。宋律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據此，若被隱匿者屬于律文所定的親屬，或者仆從隱匿主人，則隱匿者不構成犯罪。顯然，柴、宋二人只是意氣相投，既無血緣之親，更無主仆名分。可見，即便依照宋律，柴進的窩藏行為仍構成“知情藏匿罪人”一罪。

柴進身份有何特權？

前文所說，“柴進留賓”屬于犯罪行為，理應懲罰。但柴進對他的窩藏行為不僅不以為意，還夸口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但不用憂心。”據考，“遮莫”在唐宋間為縱予連詞，意為“即使”或“縱使”。那么，是何原因使得柴進有庇護犯“十惡”之人的底氣？顯然，其尊貴身份是理由之一。正如宋清介紹柴進時稱：“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這重身份使柴進在法律上有一定特權。

傳統中國，有八類人享有法律特權，統稱“八議”制度。據《宋刑統·名例》規定：“皆條錄所犯應死之坐及錄親、故、賢、能、功、勤、賓、貴等應議之狀，先奏請議。”其中，“賓”即前朝宗親，也就是柴進法律上的特權身份所在。

據宋律，具有“八議”身份者，犯死罪者需“先奏請議”，司法機關不得擅自處理；犯流罪以下，均減一等論罪。唯一的例外是，若犯“十惡”者，須照常處理。

在司法實踐中，宋代對“八議”者犯罪大多減輕處罰，據《宋史》所載，太宗淳化二年，監察御史王淮受賄，本應處斬，因其屬“議貴”之列，最終只被判處“杖于室內”。由此可見，無論從法律規定還是司法實踐來看，柴進“賓”的身份確實可以使其減輕處罰，但并非免罪。

丹書鐵券有何效力？

既然僅憑“賓”的身份只能使柴進減輕處罰，而不是免罪。那么，還有什么因素使其如此自信呢？筆者認為，丹書鐵券可能是另一重要原因。

在《水滸傳》第五十二回中，柴進被殷天賜欺辱時道：“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著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可見，柴家有象征特權的丹書鐵券。丹書鐵券是何物，在法律上有何種效力？丹書鐵券最早見于《漢書·高帝紀》，其文曰：“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可見，丹書鐵券記載著君臣誓言，具有信諾性質。

為彰顯誓言的堅定，更為了使信物長久保存，劉邦始以鑄鐵為其載體，即為鐵券。鐵券上文字多用朱砂填充，即稱丹書。就其法律效力而言，早期鐵券主要是封侯憑證。如《后漢書》載：“昔高祖大圣，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勛臣，頌其德美……丹書鐵券，傳于無窮。”

后來，鐵劵逐漸演變出免罪的法律特權屬性。唐賜吳越王錢镠的鐵券便刻有“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輟耕錄》）。可見，鐵券持有者可以免死。

至宋，鐵券僅在宋初平叛、削藩時頒賜，此后即被廢止。據《演繁露·鐵券》記載：“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南宋名儒胡寅評論：“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為！”（《致堂讀史管見·卷23》）可見，后世宋人對鐵券制度并不認可，其意識中本朝亦無鐵券制度。

事實上，有宋一代，有跡可循的鐵券頒布情況并不多見，鐵券特權效力也不明顯。例如，南宋建炎間苗傅、劉正彥雖“得所賜鐵券”，但仍被韓世忠“磔于建康市”。（《宋史·卷475》）既然苗、劉二人持當朝所賜鐵券而未能免死，我們可以推知，僅有前朝丹書鐵券的柴進，更難免罪。

柴進該處何種刑罰？

前文所述，“柴進留賓”依法構成犯罪，“賓”的身份與丹書鐵劵也難以達到免罪免罰效果。那么，柴進依法該處何種刑罰？

我們知道，北宋于常法之外立“窩藏重法”，部分窩藏犯由此刑事特別法規制。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44》載，宋仁宗于嘉祐六年“命開封府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賊，即“殺人不忌”，也就是宋江之類的殺人犯。囊橐之家，即柴進之類窩藏盜賊的窩主。初時的“窩藏重法”僅適用于開封府。至英宗時，“窩藏重法”的適用范圍由京畿擴大至京東、河北部分州縣。柴進所處的滄州隸屬于此。

就其處罰而言，神宗朝對“窩藏重法”的刑罰有詳盡規定。其頒布的《盜賊重法》規定：“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資之半為賞。”（《文獻通考》卷167《刑考六》）據此，窩藏犯死罪者的，處斬；其余情形都刺配邊遠之地，并罰沒窩藏者半數家產。《盜賊重法》規定的刑罰十分嚴厲。那么，柴進的窩藏行為是否以此法判罰？

據載，宋徽宗于大觀元年（1107年）大赦中宣布“罷重法”，宣告“窩藏重法”的終結。若以《水滸傳》所據時代背景——北宋宣和年間（1119年—1125年）言之，“窩藏重法”并不適用于柴進的窩藏行為。柴進窩藏行為仍應照《宋刑統》“知情藏匿罪人”條判罰。據此條“令得罪人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之規定，以宋江為例，宋江殺惜為“故殺”，按《宋刑統》“夫以刃故殺妾”條應處徒三年。柴進作為窩藏者所處刑罰較宋江減一等，“議賓”再減一等，柴進窩藏宋江應處徒二年。若嚴格依法，“柴進留賓”確屬犯罪，雖可減輕但仍應處罰。可見，以法眼觀之，《水滸傳》中“逍遙法外”的柴大官人，恐為小說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