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前言：

2016年9月，我因保護父親致人輕傷，犯故意傷害罪潛逃，翌日被列入公安系統網逃名單，罪名為涉嫌尋釁滋事。

潛逃半年后，我在2017年3月自首，同年4月，檢察院不予批捕。取保候審后，檢察院兩次因證據不足退回材料給公安，時隔兩年后開庭，判一年緩刑。

自3月4日始，至4月7日終，這32天的看守所經歷組成了我人生中最難以磨滅的一段記憶。

我聽他們講述自己人生，也近距離感受著他們各自鮮明的性格，最后我驚訝地發現，他們最終走向犯罪，竟然和其性格及人生過往經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所有看似荒誕的結局，在回溯的過程中，大多有跡可循。

不要命的阿圣

每一個過渡倉里，都會有七位輪值員，俗稱管事兒的，每個人的分工都不同，倉頭屬于最悠閑，特權最多的。倉頭以下的輪值員，多多少少都得承擔一部分工作，阿圣負責的，就是恫嚇新人和傳授他們監室的規章則度。

在自首以前，我刷了幾遍《肖申克的救贖》，片中展現的，也是我所擔心的事情都沒有發生。

阿圣的模樣雖生得十足陰狠，高鼻梁，唇薄，眼窩深陷，總是緊咬著牙關，少話，看似擁有不符合年齡的城府，但在我看來，陰鷙的外表只是他“行走江湖”的偽裝，過分單純和信奉所謂的道義才是他的性格底色。

阿圣出生于一個普通的農民工家庭，母親早早離世，父親酗酒嗜賭，自年幼起，時常對他拳腳相加，直到十二歲那年，阿圣在忍受了父親的一頓胖揍后，沖進廚房拿起菜刀，對準自己的親生父親，他的父親才再沒有對他動手。阿圣對我說過，在他這次被羈押以前，曾有人追上門討債，毆打他的父親，他從床底隨手抽出藏著的開山刀，沖到人群前便說：“再打，再打我砍死你們再砍死他（指阿圣父親）！”

附近的混混大多聽說過阿圣的名頭，那伙人悻悻然地離開了，阿圣看我表情異樣，不屑地說：“我不管我爸死活，但當著我面打我爸，就是不給我面子。”

在他的世界里，只認準一條對于他二十九年人生而言，行之有效的準則。這條準則便是他總掛在嘴邊的那句話：只要你不怕死，別人就會怕你。

阿圣輟學于本市一所最為惡名昭著的職中，那里聚集了大多數從初中乃至小學開始，便胡作非為的問題學生，他們是多數校園暴力的始作俑者，甚至有犯過刑事罪，但因為年齡躲過一劫的少年犯——在我就讀的高中，曾有幾名鄰校的未成年學生，因為男女瑣事，將本校一名同學毆打致睪丸破裂而死，經過百萬元賠償與層層關系的從中斡旋，最終使他們逃避制裁，其中一名從犯，便轉去了這所職高。

阿圣在這所學校，很快憑著一股狠勁闖出名堂，也很榮幸地在一個學期后領到學校殺雞儆猴的開除名額。可輟學后的阿圣非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開始混社會，代人催債，收保護費，跟“老板”。

后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阿圣突然決定去當兵，阿圣沒有提及他去當兵的原因，我根據他以往經歷推斷，興許使他發生轉變的，是他當時的女朋友。談起當時的女朋友，他不愿多說一句：“退伍就分了。”

退伍后，當兵的經歷沒有洗去阿圣一身的痞氣，他再次混起了社會，那時千禧年前后，正是黑惡勢力猖獗肆虐的年代，阿圣在縱橫交錯的復雜勢力中混得游刃有余。

我在進看守所前，父母曾托關系向當地頗有地位的黑老大，向看守所的管教打招呼，這也是我在過渡倉不被刁難的緣故。這位黑老大，和阿圣十分熟稔，阿圣甚至毫不客氣地說：“他一半的地盤，都是我替他打下來的。”

退伍后的阿圣，經人介紹認識了矮強。矮強臉上橫著一道刀疤，十多年前他做出租車司機時，與一名乘客發生口角，那名乘客打電話叫來了人和刀，拿起刀便砍向了矮強，從那以后矮強開始混社會，那名乘客后來追砍了一名警察，被判了十年，出獄后跟了矮強一段時間，現如今自立山頭，在土方工程上與矮強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這話說起來拗口，一如本地的黑白勢力盤根錯節，混亂無序。

千禧年前后，是我記憶中本市最黑暗的年代，各方黑惡勢力大行其道，上百人拖著焊制的一米多長的關刀，在眾目睽睽之下游街，不遠不近的地方幾臺警車如臨大敵般一路“護送”。酒吧門口發生斗毆，玻璃瓶迸裂的聲音中突然傳出一聲槍響，一言不合將人毆打至流血遍地，因為有關系的緣故，不過賠了兩千元錢了事……種種魔幻的情節在現實中上演。

阿圣跟著矮強（阿圣不愿意說“跟”這個字眼，在他看來，他替矮強辦事只是出于朋友義氣），在本市西區的一個鎮開始擴張地盤，阿圣帶著他混社會時結交的兄弟們，揣著矮強搞來的槍，逐一找上當地的黑老大上門“傾數”，阿圣說，他把AK47拍在桌上，那個黑老大臉都白了，屁話不說就收拾包袱滾蛋，矮強便在他的地盤上公然開設賭場。

后來矮強的賭場越開越多，甚至反客為主，將舊勢力清掃一空，經過幾次掃黑之后，唯獨矮強屹立不倒，如今鎮上只剩下矮強一家獨大，隨著時代變化，矮強的生意也從賭場和走粉，換成了色情行業和各種工程項目，當初替矮強打下江山的阿圣，卻和我一同身陷囹圄。

我問過阿圣，如果打傷或者打死人怎么辦，阿圣譏誚地說，根本沒有機會打起來，誰不怕死？出來混都是為了錢，但再有錢都得有命去花，然后拋出他的名言：你不怕死，別人都怕你。什么叫爛仔？就是爛命一條，換誰都不虧。

一段經歷阿圣引以為傲，這段經歷成為了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嶺，不久后他便因為涉黑被刑拘，判了五年。再出獄時，阿圣已經到了二十四歲的年紀，出獄后他和入獄前認識的女友分手了。

談起這任女友，他滿懷愧疚，他說在服刑這五年，女友不辭辛勞地替他照顧他的父母，書信往來中，也提及了要和他結婚的決心，而耗費了五年青春換來的，仍是一句無情的分手。

后來阿圣消沉了一段時間，五年的牢獄生活著實能夠改變一個人。矮強找過他，希望他能繼續替他做事，打算讓他看管一些“場子”，這對于當時經濟窘迫的他而言是一個機會，但他拒絕了，從他再次入獄可知，拒絕的原因并非阿圣不愿從事犯法的工作，而是覺得：矮強什么意思？把我當小弟了？

拒絕的矮強的邀請，阿圣和從前的朋友廝混在一起，在這五年中，他的許多朋友已經擁有了“生財之道”，靠著朋友的“豪爽”，阿圣流連于酒吧的昏天暗地，也被朋友帶上了吸毒之路，當時阿圣和朋友吸食的是冰毒，用粵語說，就是所謂的煲豬肉。

我出于好奇，問過阿圣：“那你現在不搞豬肉不會犯毒癮嗎？”阿圣再次露出譏誚地笑，他說：“半年前就戒了，自己戒的。”

我不解：“聽說吸毒的人，冰毒以上，都是戒不掉的。”

阿圣說：“那些人意志力差而已。”

我沒有問阿圣戒毒的原因，吸毒才需要原因，而戒毒不用，我更好奇的是，連冰毒都能夠戒除的人，為何又淪落到今天的地步？

戒毒后的阿圣，通過朋友得到了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在當時的他看來，這份工作來錢快，風險低，甚至剛開始他并沒有意識到，這份工作涉及犯罪。他替一位老板管理違規垃圾場，傾倒垃圾并掩埋，這份工作給他帶去每個月接近十萬元的收入。

“后來我才知道倒倒垃圾也是重罪，他媽的，可是錢來得軟，收不住了。”

16年12月，隨著本市的一次嚴打行動，阿圣鋃鐺入獄，他說起這次入獄懊惱不已：“如果不是前一晚喝醉了，就不會接不到老板打來的電話，也許我就可以跟老板一起跑路了。”

他的老板，在嚴打行動開始之初已經通過一些渠道聽到了風聲，等到在家熟睡的阿圣被警察抓獲時，他的老板已經卷著贓款躲到了暫時安全的地方，直到我在14年3月17日離開過渡倉，阿圣的老板依然逍遙法外。

這也導致了，阿圣的罪名懸而未決，主犯依然在逃，案件的偵查如何推進？從犯如何量刑定罪？

阿圣對此滿腹怨言，他說：“早點去監獄就好了。”他覺得待在監獄比待在看守所幸福，但只有判決下達之后，犯人才會移送到監獄，他在等判決，一份已無轉圜余地，即使樂觀估計，至少也得五年起步的有期徒刑。

聽到阿圣說起過往，我腦海中詭異地閃過一幀畫面，那是《無間道》中梁朝偉說的一句話：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差不多十年了，老大。

阿圣的人生自17歲開始，便是三年服兵役又蹲了五年監獄，緊接著還得面臨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等到再次釋放，少年阿圣已經成了中年阿圣。

在我的記憶中，阿圣是所有輪值員中，最沉默的人，別的輪值員通常會彼此聊些閑話，或是在風場散步，甚至離開監室和管教喝茶，只有阿圣喜歡搬著一張小板凳，坐在倉內唯一通往外界的，只有一本書大小的小窗口前，他咬著牙往外看，目不轉睛地看，一看便是大半天。

在我待足32天因取保候審被釋放時，恰好經過14倉的小窗口前，阿圣表情復雜地看著我，沖我微微地點點頭，我回以笑容，他卻轉過頭去不看我了。

想起在過渡倉和阿圣關系破冰，是有一次他主動坐到我旁邊問我：“聽森哥說，你是寫作的？你幫我看看這些信，應該怎么回，才能讓她斷了念想，別浪費時間等我了。”

我倒了倒阿圣遞給我的文件封，落下幾張照片和十多頁信紙，其中一張照片上，是還沒有剃光頭發以前的阿圣，在酒吧摟著他的女朋友，對著鏡頭用力笑著，照片的背后都寫著：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嗎？是在XX酒吧，你看上去就不像是好人，可我還是給了你微信。

其他的照片大概是近來照的，不同的場景，照片背后有幾句簡單的話，譬如X年X月X日，你離開的第X天，我和XX去了X地玩，想你。

信我都看了，全是殷殷期盼，我確實被感動了，因為當時也有一個女生在外面等我，我答應替阿圣寫一封回信，可當我草擬好，阿圣又對我說：“別寫了。”

我問為什么，他說：“不知道，可能外頭有人牽掛，我會好受一些。”

“可你還是不會和她結婚的，對嗎？”我問。阿圣露出疑惑的表情說：“不知道。”

我忽然又想起來有一次和阿圣蹲在監室門口抽煙，我大吐苦水，說在看守所里度日如年，阿圣卻說：“我覺得在這里挺好的，至少我知道明天是怎樣的。”

話音落下，遠處傳來管教一聲吆喝：“來幾個人，去草坪上收被子！”阿圣迅速地丟下煙頭，飛奔去太陽底下。

精神病患阿偉

“別和他說話，他腦子有毛病。”這是我來到過渡倉第一天，阿圣對我的警告。這句話中的他，指向的人便是阿偉。

阿偉的雙眼渾濁得像個老人，皮膚卻沒有明顯的皺紋，他留有雜亂的胡子，導致我無法第一眼便精確地判斷出他的年紀，后來知道他三十五歲，在此以前，我總是認為他的年齡在二十多歲和四十多歲之間飄忽不定。

從寫作者的角度看去，阿偉有種詩人般的憂郁氣質，但后續通過他邏輯混亂天馬行空的話語，我終于確鑿地相信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瘋子。

在看守所的過渡倉里，除了輪值員以外，所有的在押人員整日被要求坐在通鋪上“三定位”，只有阿偉與眾不同，他赤腳站著，手捧著水杯，在禁止發出聲音的看守所，他不厭其煩地侃侃而談，有時聊三國，聊到最喜歡的人物曹操，他知道斬華雄的人并非關羽，而是孫堅，卻又相信諸葛亮真的有呼風喚雨的能力。

三國講到一半，他突然嘆了聲氣，峰回路轉談起民國史，民國史談不過兩句，又回到當代針砭時弊，若說是借古諷今也就罷了，可仔細聽來，其實前言不搭后語，剛開始我認真聽他說了一陣的話，后來感覺腦子嗡嗡響，再也聽不下去了。

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精神病患，在看守所過渡倉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我逐漸發現我無法跟隨他的思維，偶爾他會不甘寂寞地找人搭話，只有緘默不語和譏諷是最好的應對。

因為你一旦回應他的話，就會面對繼而連三的嘲笑，他會說：“你懂什么？”然后指著坐在通鋪上的一群在押人員，大放厥詞：“你們啊，一群被蒙在鼓里的凡夫俗子。”

但阿偉并非只有一面，他的身上帶著幾個極端的標簽，例如“激進”“狂妄”“滑稽”“憂傷”“善良”……而他本人則在這幾個標簽之中來回切換。

激進的阿偉，談起自己的犯罪過程，會將一切歸咎于社會或他人，總之絕不會認為是自己的錯，他堅信自己是被無辜陷害的，也堅信自己最終能夠沉冤得雪。

“我，張偉，在武漢誰不認識我？市長也得管叫我哥哥。”說完他變了表情，做了個遞煙的姿勢，低眉順眼地說：“哥，抽煙。”然后得意地看著所有人，笑了笑說：“就這樣，知道不？”

“我張偉就是太重感情了，才會被人陷害，他媽的，何X（張偉案的原告）是我兄弟啊，怎么會陷害我呢？我張偉想不懂啊。”阿偉說到此處，突然眼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我聽到身旁傳來竊竊笑聲，而原本坐在小窗口前往外看的阿圣，也回頭玩味地看了阿偉一眼。

狂妄的阿偉，號稱自己練過武術，不在倉里當老大，只是不想傷及無辜，他經常挑釁阿圣：“我一只手就能搞定你，別看你當過兵，我練的都是殺人的功夫。”說完阿偉擺了個起手式，有幾分像在公園打太極的老人。

阿偉最滑稽之處，便是在每日的午飯和晚飯后了。每到這個時間點，阿偉總是虔誠地跪在地板上，以朝圣的姿態面對著蹲廁，一跪拜便是半個小時。

倉里的大老粗往往會在這時大肆嘲諷：“張偉，讓神仙帶你出去！”。若在平時，阿偉會對任何人的嘲諷反唇相譏，只有跪拜的時候，他埋頭在臂彎中，對一切嘲諷充耳不聞，讓我懷疑他撅起屁股趴在那兒睡了半小時的覺。

而善良和憂傷的阿偉，使我對他的感情十分復雜，我從未在一個人身上產生如此多樣的情緒，許多情緒甚至是矛盾對立的。

過渡倉的規矩，新來的在押人員，除了要刷廁所以外，還得睡在打地鋪最靠廁所的位置。倉內人數達到峰值時，新來的倒霉蛋半個腦袋都得伸到廁所里去，要是哪個睡覺不安分的人擠一擠，甚至能讓那個新人的側臉和蹲廁來個親密接觸。

但14倉因為阿偉的存在，使所有新人避免了和蹲廁接吻的機會，最靠近廁所的地方，在阿偉離開以前，都是阿偉專用的。

我頭一天進入看守所，面對著冰涼墻壁和冷漠的倉友，面對身處陌生環境的孤獨惶恐，“特立獨行”的阿偉，給了我一份彌足珍貴的感動。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離廁所第二近的地鋪上（二十多平米的監室里，木板通鋪睡了十個人，面積更小的地板上睡了將近二十個人），由于身高的緣故，我只能蜷著腿歪著頭雙手抱胸，這個難受的姿勢讓我從夜晚十一點睜眼到凌晨一點半，仍舊毫無睡意。

腿蜷得酸僵了，我不舒服地挪了挪身子，沒想到輕微的動作吵醒了身旁的阿偉——也許他一樣沒有睡著，他盯著我看，乍一眼有些毛骨悚然，但他臉上掛著善意的微笑，及時舒緩了我的驚疑。

“腿難受，睡不著嗎？”他輕聲問我。

“嗯。”我用鼻子哼出聲音，擔憂地看了看通鋪上熟睡的人。

阿偉坐了起來，挪開通鋪底下的箱子，原本他床位正對著的地方是空的，他將箱子搬到了那個地方，于是我腳下的位置空了出來，他說：“把腳放進去。”

我心底涌上一陣感動，問他：“那你呢？”

他說：“我個子矮，沒事，快睡吧睡吧。”說完他翻了個身，側著面朝廁所，沒多久便傳來輕微的呼嚕聲。

那一晚我懷著復雜的心情睡著了，到后來我睡到了通鋪，阿偉依然睡在廁所旁邊的專屬床位，我只能無能為力地看著，第一晚虧欠他的情義，后來也無法償還了。

在我離開過渡倉前兩天，我見識到了阿偉憂傷的一面，在那以前他總是瘋瘋癲癲，嬉笑怒罵，即便是哭，也是那種略顯浮夸的干嚎，真正一次落淚是我來到看守所的第11天了。

倉頭笙哥有時候會和阿偉聊上幾句，牛頭不對馬嘴的交流到了最后笙哥通常會說一句：“你啊，傻人有傻福，娶了這么好的老婆。”。

阿偉有個好老婆，隨信件寄來的照片可以看到，阿偉老婆五官端正，眼睛又大又亮，右邊臉頰有淺淺的酒窩，懷抱著阿偉的兩個兒子——大兒子三歲多，小兒子半歲。他經常驕傲地舉起照片對身邊的倉友問：“我老婆像不像趙薇？我兒子好看吧？”

得到或敷衍或調笑的回復后，他便視若珍寶地撫摸著照片上的人像，手指輕得猶如水面的浮漂。和照片不同，阿偉妻子寄來的信，他從不肯和別人分享，每當他看信時，有人探過頭來意圖偷看，都被他迅速地遮擋。

阿偉卻不知為何愿意和我分享信件的內容，有一次阿偉看信時，我坐靠在墻邊，往他看了一眼，恰好對上他的轉頭時的目光。他友善地笑了笑，問我：“你要看嗎？”

我很驚訝：“我可以看？”

他笑著點了點頭，他點頭的姿勢和平常人不同，平常人點頭是上下，而他點頭時下巴差些抵上鎖骨，并且幅度夸張。

我猶豫地接過信，雖然讀別人的信有種侵犯隱私的不妥，但無奈看守所內讀物太少，十一天里我讀完了倉里僅有的三本書，對一切集結成塊的文字趨之若渴。

“老公：

看到大寶和二寶的照片了嗎？我的同事都夸他們可愛，我沒有告訴他們孩子長得像你，我希望在你出獄后，咱們一起走到她們面前，給她們一個驚喜。

我上班的時候，媽媽照顧兩個孩子，一切都挺好的，不用擔心。

說不想你是假的，老公，昨晚凌晨三點多，我從會所下班回家，路上看到一對情侶，很恩愛，我就想起你了，如果你在我身邊多好，但我沒有羨慕他們，和你在一起以后，我沒有羨慕過任何人。

……”

看到這里，我的眼淚險些憋不住了，但我沒有，我感覺有異物堵住了喉嚨，壓著心口，眼袋腫脹得像是裝滿水的氣球。

我看到，信紙上，有許多處字跡模糊的地方，那是被淚水打濕過的痕跡，我弄不清楚是阿偉讀信時打濕的，還是他的妻子寫信時打濕的，抑或二者都有。我轉頭看向阿偉，阿偉依然笑著，頭微微側在一旁，眼睛似乎格外的亮。

“不看了，早日釋放吧，好好陪他們。”我把信交還到阿偉手上，靠著墻假裝休憩，好一會兒沒緩過神來。我琢磨著阿偉被羈押的時間，他剛進到看守所時，小兒子也許還在老婆的肚子里。

那天以后我再也沒有讀這封信的機會了，當天吃過晚飯，坐在小窗口看風景的阿圣敲了敲不銹鋼窗沿，總是對阿偉惡聲惡氣的他這一次難得用了平靜的語氣：“張偉，過來拿你的鑒定結果。”

一群在押人員聞言圍了過去，被阿圣呵斥了幾聲才回到通鋪，但此時他們已經聊開了：“嘿嘿嘿，就說張偉裝瘋賣傻，鑒定結果出來了，負部分刑事責任。”“就是，哪有精神病像他這樣的，說話有條有理。”

阿偉拿著精神鑒定報告，赤腳站在地板上很久，然后他拉開箱子，拿出妻子的書信和照片，坐在地板上看了起來，慢慢的，眼淚落下來，這時我才看見憂傷的阿偉，他的哭泣是無聲的，卻比嚎啕大哭更悲慟，他的眼淚直擊我的內心，使我能夠感同身受他的失望和絕望。

他一會兒看看書信，一會兒看看照片，哭了很久，他把書信和相片放在一旁，抹干凈眼淚仰頭看著鐵桿交錯的倉頂，笑了笑，又接二連三的哀嘆，瘦弱的他靠在墻邊，猶如一條擱淺的魚。

沒多久，管教打開鐵閘門，叫張偉的名字，是律師接見。阿偉的律師是援助律師，許久不來一次，大概是得知精神鑒定的結果，要給他交待些什么。阿偉失魂落魄地走出去，連拖鞋也忘了穿，被管教提醒后，才渾身僵硬地穿上鞋。

阿偉前腳剛走，倉里便議論紛紛，多數人是笑著的，我和少數人一起緘默不語，阿圣看了那些議論的人一眼，沒有說什么，繼續看他小窗口外幾近定格的風景。又過了一會兒，有人看到了阿偉留在地板上的書信，便跳下床，拾回來看，幾個人頭和頭擠在一起，不時傳出哄笑。

阿偉見完律師，他們也將書信看完物歸原位，阿偉坐回他的地盤，本該是他每日朝拜廁所的時間，他卻側躺在地板上蜷縮著。我聽到身邊有人竊竊私語，突然冒出一句“做小姐的。”

阿偉蹬地坐起，我從未見過這般可怕的表情，他的左右臉頰像是失去了協調，緊咬著牙，嘴唇卻翻了起來，眼神游移著，像探照燈似的搜尋著聲音的來源。

我沒有聽清楚那句話究竟是誰說的，面對阿偉想要殺人的目光，只有一個人抬起頭和他對視，這足夠讓阿偉認定那個人便是多嘴的人，他找準了目標，緊接著便是沖了出去，雙手張開，朝著那人的臉部瘋狂地揮舞拳頭。

那人自然也還手，結果卻讓人意外，他打在阿偉身上的拳頭無論輕重，都失去應有的作用，瘦弱阿偉仿佛不知疼痛一般，只顧著攻擊，他嘴里發出“啊啊啊啊啊”的怪叫，像是從喉嚨里擠出來一般。

阿圣和幾位輪值員急忙上去拉開阿偉，有人早看阿偉不順眼的，便直接助拳，拳頭打在阿偉身上，阿偉依然紋絲不動，最后是主管衛生的在押人員——體重兩百斤的湖北漢子，將阿偉壓在了床板上。

被壓住無法動彈的阿偉愣了一下，滿腔怒火只能將木板通鋪拍得砰砰作響用以宣泄。阿偉這次暴怒的后果，換來拉響警報后的五分鐘，兩名管教將阿偉死死按倒在地，給他上銬——對不服管教的在押人員的懲戒手段，雙腳之間上銬，雙手背到身后上銬，這種讓無數刺頭兒叫苦不迭的手段，阿偉卻仿佛丟了魂一般毫無反應。

上銬后的阿偉，吃飯只能靠旁人來喂，不過誰喂飯阿偉都不肯吃，我試過去喂，他看了我一眼，依舊不肯張嘴。他只是蹲在廁所旁，低著頭一言不發。

當有人問笙哥，阿偉不肯吃飯怎么辦？笙哥往嘴里塞了一塊紅燒肉，擺擺手說：“不管他，聽說過沒飯吃餓死人的，沒聽說過有飯吃還會被餓死的。”

晚飯的時候，阿圣將飯放在阿偉面前，嘗試去喂的步驟也省略了，輪值員只要做出沒有克扣他人飯菜的態度，就不會被管教詰難，晚飯后的抽煙時間，阿圣吞云吐霧地勸阿偉：“你也待在這里半年多了，判下來頂多再待半年，又有什么關系呢？”

阿偉不說話，自從上銬以后，他便沒有說過一句話。上銬是一種特別難以忍受的折磨，隔壁倉有一個新人，剛來的第一天就不服管教，惹事了，上完銬第三天直接在管教面前跪倒，痛哭流涕地求管教解銬，阿偉沒有，但他用另外一種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

他穿著褲子排泄了，那時正是南方的夏天，監室內被一股惡臭味道籠罩，管教對張偉無計可施，對于這種“特殊犯人”，懲戒往往起不到預期的作用，反而適得其反。

我們扒拉下張偉兜著屎的褲子，扔到地板上，對著水龍頭沖洗，后來干脆用晾衣桿挑起，直接扔進了垃圾桶，隔壁倉傳來郎朗笑聲，管教站在門口哭笑不得，陽光照亮了監室，光著屁股的阿偉站在墻角，兩眼無神地望向天空。

看守所生存法則

在離開過渡倉，去往“老兵倉”時，我已經擁有每天免費獲得六根香煙、一桶泡面的額度，同時還在通鋪上擁有了一張只能側臥的床位，雖然空間逼仄，但至少不用在地板上和大多數在押人員像沙丁魚罐頭似的擠在一起，一雙腿還得因為地板長度不足而蜷縮著無處安放。

過渡倉每隔一周便會在人滿為患的時候，就會將一些人轉移到老兵倉，通常是睡在地板上沒有背景也沒有得到倉內某位大佬青睞的人，就像燙手山芋似的巴不得他們趕緊離開，在他們離開以后，沒有離開的人，便在地板上擁有了更大的睡眠空間。

也許是我不夠成熟的緣故，離開前有一天我向杜哥申請，希望可以睡回地板上，因為通鋪上實在太窄了，杜哥罵了我一句，用粵語壓低聲音說：“傻仔，回南天地板潮。”

看到其他在押人員投來的異樣目光，我才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趕緊閉嘴。我躺在床上，看著頂上鋼筋交錯的牢籠，回想起自己剛來看守所時的境遇，不過十多天而已，卻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那時杜哥對我可沒有那么和顏悅色的。

在投案自首后，從派出所開往看守所的一小時車城里，我胡思亂想許多，在事情發生以前我從未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階下囚，對于坐牢的理解僅限于電影——為此我看了三遍的《肖申克的救贖》，期待在其中找到在看守所里免于被欺侮的秘笈。

終于在抵達看守所大門的一刻，我下定了決心，如果只是毒打和辱罵，我堅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如果是性侵或是吃屎——千禧年前后入獄的親戚的親身經歷，他在監獄里，曾被逼迫著吃了一口屎——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反抗。

結果證明我是想多了，當我赤腳踩著火辣辣的水泥地，通過幾道安全門，進去1區，停在了用紅色顏料涂著14號的監室門前，初來乍到的我，除了被兇神惡煞的阿杰問了一通話以外，并沒有遭受預料中的毆打和辱罵，當然，循例我還是洗了三天的廁所。

進入14倉時，通鋪上一半的地方擠滿了盤腿坐著的人，另一半地方被倉里七位輪值員占據，太爺靠著墻，瞇眼盯著報紙，他的老花鏡沒能帶到倉里來；笙哥在地板上來回踱步，雙手有節奏地拍打著臀部和后腰，像是廣場里晨練的老人；杜哥坐在小板凳上，用塑料片削著蘋果，表情似笑非笑；阿杰站在我面前，居高臨下地看著蹲在墻邊的我。

“衰什么事？”阿杰板著臉問。

“打架。”我覺得不要說太多的話，言多必失，但還是繼續補充了一句：“砍人，輕傷二級，賠錢了，應該一周就能出去。”

杜哥聽到這句話后，嘴里罵罵咧咧的，輪值員都笑了起來，太爺也放下報紙，看了我一眼，后來我才知道，在我來到14倉以前，管教已經通知了輪值員今天會有新人到，每當這個時候，他們都會開賭局，賭新人涉嫌的罪名，杜哥賭的是搶劫，為此他輸掉了明天的茶水。

贏的人是阿杰，第二天我看到他出去領完茶水后，將杜哥的茶水倒了一點點到自己的杯里，按理說杜哥應該輸掉整杯，但在尊卑有序的過渡倉里，沒有人覺得阿杰的做法有什么問題——當然，如果是阿杰輸了，他那杯茶水會毫無懸念地全部倒進別人的杯中。

洗完廁所以后，我被安排在那一半的通鋪上，除了輪值員以外的二十三名在押人員按照“三定位”坐著，每當有人想要偷偷往前挪一些位置，很快就會被阿杰瞪回去。

在過渡倉的前幾天，時間顯得尤其漫長，除了吃飯和洗澡，不準許活動和交談，就算想要上廁所，也得提前打報告，而上大號只能在上午規定的一小時內去，過時不候，鬧肚子也只能憋著。

在這里任何物資都掌握在輪值員手中，除了他們，其余人就算有錢也無法購買任何物品，包括換洗的內衣褲——在我自首前父親建議我穿兩條內褲，我沒有聽從，終于嘗到了苦果，分發的牙膏和紙巾一律上交，每個人只能早晨刷一次牙，紙巾只有在上大號時會分配一些，通常是兩格紙，待得久一些了，就可以有四格，當然依舊不夠用，這些規矩只用于約束我們，輪值員則百無禁忌。

香煙是倉里的稀缺資源，特別是過渡倉里，沒有積攢的工分可以換煙，只能按時按量由管教代為領取，14倉比較特殊，因為笙哥是看守所1區大隊長的結拜兄弟，倉里從未出現過香煙短缺的現象，可這并不代表除了輪值員以外的人可以享用哪怕一口香煙。

我坐的位置在第三排的中間，坐在這個位置上的通常是新人，因為坐在左手邊的可以靠躺著墻壁，坐在右手邊的可以偶爾將雙腿放下通鋪舒展舒展，唯獨坐在中間無依無靠，坐上一天渾身酸痛難忍，到了第四天，腳背已經開始生繭。

除了輪值員以外，最好的位置當屬最后一排的右手邊，處在角落，右邊和后背都有墻壁可以借力，坐在那個位置上的人，叫阿虎，一米五不到的矮個子，卻有一張滄桑的臉，五官湊在一起，仿佛新生兒布滿褶皺的面容。

他的左腿小腿處和腳掌有手術植入的鋼板，我問過他植入鋼板的原因，他不善言辭，但閃爍的只言片語中透露出，腿上的傷是墜落所致。旁邊好事的人起哄道：“阿虎啊，是蜘蛛俠。”

我恍然大悟，說：“噢，你是建筑工人？”

阿虎咧開嘴笑了笑，點頭說：“對。”他似乎對我的推斷頗為高興，我問他犯什么事進來的，他說是因為工傷賠償的問題，被包工頭陷害的。

我還沒來得及義憤填膺，聽到這句話的阿杰先嗤笑出聲，鄙夷地說：“聽他胡說八道，明明是盜竊，慣犯一個，沒摔死命大。”

阿虎被揭穿后卻沒有感到不好意思，依然咧開嘴笑了笑，趁阿杰走開，便湊到我耳邊說：“別看他那么威風，走狗而已。”

得知阿虎是因為盜竊被抓后，我便對他產生了厭惡感，不再搭話。阿虎算是除了輪值員以下享有最大限度特權的在押人員了，每次開火（抽煙的替代詞），杜哥都會叫阿虎出去，給他一根香煙，倉里每天開火六次，阿虎每天便可以抽六根香煙。

雖然我表面上裝作不恥的模樣，可心里著實羨慕得很，每次開火時，我都會坐在通鋪上，透過鐵窗看向風場裊裊升起的煙霧，不斷地默默安慰自己：只有一周，再堅持堅持我就出去了，想抽中華就抽中華，才不抽這些垃圾椰樹。

可該死的我的目光還是難以從煙霧上移動，身體發出迫切需要攝入尼古丁的訊號，放在膝蓋上的雙手控制不住地微微顫抖。

在看守所度過第四天的午飯過后，我終于抽上了在看守所里的第一根香煙，在此之前，杜哥不止一次注意到我求煙若渴的目光，但都選擇了忽視，但這天不知怎么，杜哥朝我招了招手。

我咽了口口水，不確定地指了指自己，杜哥用粵語說：“不是你是誰，快，滾出來。”

我急忙跑到風場，惴惴不安地看著杜哥，杜哥打量了我一眼，吩咐阿杰：“給他一根煙。”

阿杰拋了一根煙過來，我急忙接住，這時候杜哥掏出打火機，給我點煙，我下意識地想要接過打火機自己來點，卻被杜哥拍掉了手掌，我這才意識到，打火機在倉里屬于管制的物品，在這里我并沒有拿起打火機的資格。

第一口煙帶給我一陣強烈的眩暈感，同時使我渾身都放松了下來，這幾天的疲憊和積郁就像被吞吐的煙霧掃蕩一空，排到了九霄云外。

我抽完香煙，跟杜哥和阿杰道謝過后，回到了通鋪上盤腿坐著，尼古丁讓我冷靜下來，于是開始猜測為何杜哥要給我香煙，倉里比我早來的，比我晚來一兩天的，都沒有抽過煙，憑什么我就有特殊待遇？

我浮想翩翩，甚至開始猜測是否父母托了關系，讓管教對我照顧一二，自首以前確實聽說有一位相識的大隊長，不過是第二看守所那邊的，而我所在的是第一看守所，在我取保候審后，聽父母說，確實托了點關系，送了幾條香煙進來，但最終并沒有送到我的手上，我在看守所內一丁半點的消息都沒有收到。

后來證實我想多了，這根香煙不過是杜哥馴服新人的手段之一，當然這種手段并非人人都可以受用，前提是要讓杜哥看得順眼。

那天過后第二天，第三天，杜哥都沒有再給我煙抽，被那一根煙勾起的煙癮比洪水猛獸還要惡劣，我深深鄙夷自己被一根香煙擺弄，但還是被念頭驅使著我厚著臉皮走到杜哥面前，低聲下氣地請求：“能不能再跟我一根煙抽，這幾天我應該就能出去了，我會還你幾條煙的。”

杜哥看了我一會兒沒有說話，笑了笑，反問我：“憑什么給煙你抽，你是誰？你說還煙就還煙？外面的煙送得進來嗎？如果我出去，會缺你幾條煙？”

我無言以對，羞愧爬上了雙頰，像挨了巴掌一樣火辣辣，我低頭回到了通鋪上，身后仿佛傳來輪值員們的嘲弄之聲。我開始無比盼望自由，時間更顯得煎熬了，說來可笑，當時我唯一的想法是躲在沒人知道的角落嚎啕大哭，可監室就那么點地方，我能躲去哪兒？

終于熬到了晚飯后，管教站在門口，拎著手銬敲了敲門喊：“廖家樂！”

我急忙沖到了門口，按照看守所的規矩蹲下喊了聲到！我以為自己就要釋放了，可管教下一句話就讓我揚起的心情再次沉入谷底：“律師接見，穿上鞋走。”

我再次低下頭，亦步亦趨地跟著管教，律師接見，律師接見，我心里重復念叨著這句話，眼淚險些奪眶而出，我大概明白，律師會來見我，一定是自首前約定好的事情在我蹲看守所這一周時間里，發生了變故。

見到律師時，我臉色很差，他先是詢問了我在看守所內有沒有受人欺負，我回答沒有，他說看你臉色不太好，我只好強顏歡笑說：“每天吃的飯菜里沒有一滴油，水煮青菜吃得出蟲子，米飯還有糠皮，你知道嗎？我第一頓飯唯一那塊的醬油豬肉，剛好是母豬的奶頭，我還是忍著惡心吃下去了。”

說完我身體前傾，盯著律師，聲線幾近哽咽：“你就告訴我，我什么時候能出去？”

律師從文件袋里掏出一張紙，他將那張紙貼在玻璃窗上，示意我看，那是一份申請取保候審的材料，然后他才緩緩開口道：“你進來前，已經賠償傷者17萬得到諒解書，加上你是自首，按理說取保候審沒有任何問題，但是你也知道公安和酒店那邊的關系，你父母考慮過后，還是決定等程序走到檢察院時再遞交材料。”

“你告訴我時間吧，我還要在這里待多久？”我沒有異議，只是感覺渾身無力，我相信父母一定有他們的考量，在看守所里我所能做的，唯有耐心等待。

“最快兩周。”律師伸出兩根手指，然后再伸出第三根手指說：“兩周后如果沒有消息，那機會就很渺茫，你要做好準備。”

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消化完律師這句話，我看了眼身后，房門緊閉，除了律師以外沒有第三個人，重重呼出一口氣后，問律師：“如果我現在哭，能不能不要告訴我媽，她會擔心。”

等到律師承諾后，我憋了七天的淚水終于決堤，二十三歲的男人，哭到渾身顫抖，我母親說我，雖然人高馬大，可從來都不堅強，到頭來還是她最懂我。

律師臨走的時候，我問他要了一包紙巾，被我藏在了褲頭，這包在外頭賣一塊錢的紙巾，卻能解決我好幾天解大手不夠紙巾的窘迫境地，律師留下最后一句話是：“耐心等著吧，如果申請沒有批準下來，我會再來見你。”

被管教獄警領著回14號倉的路上，我急忙掩飾自己哭過的痕跡，即使我本性再懦弱，也不能在倉里流露半分，這會給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弱者更容易挨欺負，這個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

回到倉里，我以為的諷刺沒有來臨，阿杰問我，律師說了什么，我隱瞞了一半，只說了兩周后會提交取保材料，阿杰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你這種情況肯定能取保的，別擔心。”

杜哥坐在板凳上，在一本筆記本上記錄著什么，時而用小拇指剔牙，他嘖了一聲，把失魂落魄的我叫到身旁，我蹲下后，他循例問了我一些案發的經過，我才發現筆記本上寫滿了每個在押人員的口述，第一眼看去，只看到杜哥的字寫得極為端正漂亮。

他沒有問我律師說了什么，似乎早早預料到我今天和律師會面的結果，他問我：“過兩天有兩個干活的人要走，你不是想抽煙嗎？就干活吧。別看干活又臟又累，手上有事情忙，時間過得快。”

倉里有四個干活的人，負責每天的疊被和洗碗拖地等工作，我想起他們跪在地板上擦拭的動作，還有面對輪值員時諂媚的言行，已經動搖的那點可憐自尊再次堅固起來，我搖頭拒絕了杜哥的建議。

杜哥沒有說什么，揮揮手讓我回去通鋪上坐著。

那天晚上的電視上，播放的新聞聯播，有一則新聞是珠海海關查獲一起鉆石走私案，案值高達一億元。

倉里一位白發蒼蒼的中年人看到這則新聞后不斷地唉聲嘆氣，眼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倉里其他人哄然大笑，指著他說：“老吳你完蛋了，都上新聞聯播了，肯定槍斃！”

這話一說出口，姓吳的中年人哭得更是凄涼，他喃喃道：“我也是被人騙了啊，身家都搭進去了，我怎么知道是犯法的，我也是受害人啊……”

他這副自怨自艾的模樣，無疑引爆了更大的笑聲，我被哭聲勾得心中戚戚然，望著頂上兀自旋轉的綠漆電扇，笑聲蓋過了它因零件老舊而導致的吱呀聲，原來在同一座樊籠底下，一群同樣失去自由，等待著法律裁決的人，悲喜竟然各不相通，前天剛進來的殺人犯，始終沉默的他此刻無聲地笑了起來。

原本在地板上踱步的笙哥突然停步，凝視著眾人，笑聲頓時窸窣，最后鴉雀無聲。張偉望著老吳的背影，雙眼通紅，似乎有些同情，阿杰依然凝望著窗外的一方夜景。

那一晚我徹夜無眠。

自從律師來過以后，我被管教念到名字的次數變得頻繁，第二次是管教約談，我蹲在管教室里，回答著管教諸如“犯什么事了？”“家庭環境怎樣？”“你是干哪行的？”“需要聯系你家里人，讓你在這里待得舒服點么？”

我說：“不用，我賠錢了，自首的，很快出去的。”

于是管教讓我回去了監室，此后再也沒有約過我談話，我聽懂了他的言下之意，但在當時我對自己能夠成功取保候審一事依然充滿了信心，便沒有讓家人花錢疏通的打算。

第三次念到我名字，是辦案大隊的提審，提審我的兩位警官，我至今猶然印象深刻，其中一位主審的警官，姓趙，手機號碼依然存在我的通訊錄里。

趙警官問了我案發當天的細節，讓我辨認了兇器，我看著那把開山刀的照片格外的陌生，但我知道，那確實是聽聞父親被人圍困后我順手提走的武器，逃竄時我將它藏在了案發現場的一塊大理石的背后。

我在上面簽了名摁下拇指印，又一一在口供上重復這些步驟，趙警官特意讓我在“我不記得自己是否砍傷了人，當時我沒有看到血跡，也沒有留意到有人受傷。”上加摁一個拇指印。

走完提審的程序后，趙警官問我是否還要抽煙，在我點頭后幫我點燃一根煙，然后坐在面前和我閑聊起來：“聽你媽媽說，你是寫作的？斯文人嘛，干嘛要打架？”

我醞釀著措辭，我知道在提審時我千萬不可以說錯一句話，“我擔心我爸，而且那時候是他們拿著斧頭劈我，我只是想擋住斧頭，沒想砍人。”我選擇重復口供上已有的這句話。

趙警官聽完后沒有繼續閑聊的意思，他耐心地等我抽完煙，在管教帶我回監室以前，寬慰我說：“本來不該跟你說這句話，但是放心吧，你這事兒肯定能取保，別擔心。”

我感激地應了聲，低頭離開了審訊室，趙警官那句話等于定海神針，重新讓我鼓舞了信心，但三天后，管教再次念到我名字時，讓我簽一份文件，是延長羈押的說明，他說早該在第七天給我簽的，我不理解說明上闡述的條例，于是問他：“延長羈押的意思是不會放我了嗎？這份說明我可以不簽嗎？”

管教沒好氣地說，你簽不簽都一樣。我聽到這句話，灰心喪意地在文件上簽名，此刻我的信心一潰千里，一種被我刻意避開的可能再次浮上心頭，如果我無法取保候審，那么將要在看守所里等待開庭，按照本市辦案程序的拖沓，至少也得半年，180天，每一天都能讓我處于精神錯亂的邊緣。

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32天的看守所經歷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精神傷害，如果真正讓我困在那里半年，徹底瘋掉是我必然的結局。

我回到倉里，第一時間是低頭走到杜哥面前，緊攥著褲邊問：“杜哥，上次你說的讓我干活，還作數嗎？”

杜哥不置可否，而是讓我坐下，他收斂起平時的嬉皮笑臉，嚴肅地對我說：“按道理我是不會再讓你干活的，機會只有一次，你沒有把握住。你別小看這里小小的監室二三十人，說是濃縮的社會也不為過，骨頭硬，在2000年以前，有用，可能混起來，也可能被整死，但現在……”

杜哥做了個搓手指的動作：“錢，錢才是硬道理，你沒有錢，沒有背景，連拉屎都不夠紙，別說抽煙，不勞而獲，你有什么資格抽煙？”

就在我失望的時候，杜哥笑了，他拿筆在本子上畫了一個小圓圈說：“大丈夫能屈能伸，要因地制宜，你有文化，因地制宜知道什么意思吧？在外面尚且有人拖地洗碗，在這里拖地洗碗，用勞動換報酬，不丟人。”

“去吧，明天我交待下去，讓大邱教你干活。”杜哥說完，便讓我回到通鋪上，過了一會兒，杜哥跟著笙哥去門口放風，阿杰在我身邊坐下，問我杜哥跟我說了什么？

我感覺沒必要隱瞞他，便如實說了，阿杰想了一會兒，告訴我：“你知道瘸腿的阿虎為什么有煙抽嗎？因為他傻乎乎的，本來盜竊抓現行，犯的其他事很難追究，可杜哥忽悠幾句，他就把以前偷過的東西一五一十交待了，至少多判個幾年，以后杜哥問你話，你想清楚再回答，別像阿虎一樣，給點甜頭就相信人。”

我點點頭，說知道了，心里感嘆，多數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只是阿虎付出的代價比起每天那幾根香煙的回報，就像個笑話，明知道不該對嫌疑犯感到同情，但我依然覺得阿虎未免太慘了些。

自從開始干活，在看守所的生活竟然讓我感覺到充實，仿佛回到了13年離家出走在工廠打工的日子，每天醒來就是干活，干完活就到了飯點，午休后繼續干活，到了晚上看完新聞聯播和兩集張譯主演的《雞毛飛上天》后，在一片呼嚕聲和永遠亮著的燈光中酣然入夢。

時間過得飛快。

洗澡的時候我曾經注意到杜哥腹部兩處猙獰的圓形疤痕，一開始我猜測杜哥是混社會時受過穿刺傷，后來聽說那是槍傷，而杜哥并非混社會的，而是一名在體制內逐漸腐敗的刑警隊長。一直主管倉內大小事務的杜哥也并非倉頭，倉頭是很少說話，每天鉆研佛經的笙哥，看上去儒雅的笙哥，反而是真正的黑社會老大，曾經在黑白兩道都說得上話。

倉里真正的大人物，卻還不是笙哥，而是喜歡看報紙的太爺，這位渾身病痛，每天都要吃藥的老人，是反腐斗爭中落馬的省廳級干部，就在臨近安全退休的關頭被緝拿歸案。

還有一位輪值員，是當地做土方工程的老板，他有一家乳鴿特別聞名的餐館，我在出事以前和朋友去過幾回，他犯的事，是和手下工人將一個前來勒索的黑社會肋骨打斷，而那個黑社會恰好是與我對峙的酒店看場人員的老大。

殺人的、販毒的、貪污的、搶劫的、盜竊的、有錢的、貧窮的、精神不正常的共處一室，我愈發明白杜哥說的那句話：你別小看這里小小的監室二三十人，說是濃縮的社會也不為過。

在這個濃縮的社會里，錢權至上依然是亙古不移的真理。

像我這種在監室里負責干活的人，處在倉里的第二階級，可以睡在通鋪上，當然不如輪值員的床位寬敞，可以得到面包牛奶泡面，還有每天不斷供的香煙，當然，還有其他人投來的蔑視目光。

時間以快于我初來乍到之際的流速，匆忙消逝，兩周過去了，取保候審的通知沒有下達，律師也沒有踐行承諾過來探視，但我此時已經無所謂了，阿杰說，就算取保候審沒通過，檢察院也不會批捕的，檢察院要是不批捕，看守所最多羈押你37天。

37天，那我便掐著日子算。彼時我已經逐漸適應了過渡倉里的生活，失去自由和消息閉塞固然折磨精神，但只要咬牙堅持下去，就能撥開云霧。經常在感到無法堅持的時候，我就會在心里做一道算法，出事后酒店老板開口索賠50萬，而最終我們賠給了傷者17萬，等于省下了33萬，就算我要在看守所里待上半年，算下來就是月薪5萬。

洗碗能洗到月薪五萬，這種想法讓我苦悶的牢獄生活中維持著簡單的快樂。

看守所里有內部發行的報紙，上面刊登在押人員投稿的書法國畫，還有文章小詩，杜哥給了我一個本子和一支筆，讓我寫些文字投稿，稿費是三包椰樹牌香煙。

我還記得自己寫的一句詩：鐘表灌滿了膠水，時針和秒針針鋒相對，一墻之隔，時光飛速倒退，當我改造完成，又重拾清白之身。

杜哥還為我借來了《魯冰遜漂流記》，雖然早在初中時已經看過，但我還是津津有味地重看了一遍，第二本看的書是《基督山伯爵》可惜只有上部，第三本書是加思·斯坦的《我在雨中等你》，這本書以寵物狗恩佐的角度講述了一個家庭無數次面臨危機依然滿懷希望的故事，恩佐的賽車手主人說：賽車時，你的眼睛往哪里看，車子就往哪里去，車子打滑時，賽車手若一直盯著墻看，就會撞上那道墻。

所以我在監室內，經常設想重獲自由后的景象，偶爾想到一些美好的期許，就會發笑。

可惜的是，在過渡倉待到第二十天時，轉移去老兵倉的名單里出現了我的名字，我知道，這點難得的平靜也將不復存在，我在14倉待的日子算久了，許多新人剛來一周就被轉移，我以為我會像其他干活的人一樣，至少能在14倉待上一個多月，可事實是，我不得不服從安排離開，去往一個陌生的監室。

提起老兵倉，不斷地有人危言聳聽，說在老兵倉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做手工塑料花有規定的任務量，達到了，每天也只能抽半根煙，如果干活沒干好，連煙頭都沒得抽，老兵倉還會有艾滋病人，惹急了會用沾過自己血的針去扎人。

但每次他們危言聳聽之后，都不忘安慰我一句：放心，杜哥那么喜歡你，肯定不會讓你去老兵倉的。

在我邁進看守所大門那一刻起，我聽到的所有“放心”，都讓我的心懸在半空沒有落下。

名單剛念完，我們五個在名單上的人便開始收拾東西，在我離開14倉以前，杜哥拍了拍我的后背，叮囑我：“過去別惹事，反正你也快出去了。”

我嗯了聲，說了句“謝謝杜哥照顧。”后，便跟著管教去往了21倉，和我一起去21倉的，還有一個叫小黃的人，在14倉時是一起干活的，不過他的運氣比較差，剛干活不到兩天就轉移了。

當時我沒有想到，經過短短21天的過渡倉經歷，我已經熟悉了看守所內的潛在規則，當我以為離開14倉是一個結束時，萬萬沒想到只是另一個開始。

在21倉短短11天，我在沒有行賄和背景的情況下，混上了21倉三把手的位置。

進入21倉前，先要到21倉的責任管教處報道，當時管教坐在電腦桌前，他的功夫茶桌另一邊坐著一位身穿號服的在押人員，看上去五十歲左右，干瘦，但精神抖擻。

管教循例問我話，當然也問及了家庭條件和案情，最后問我工作時，我說了自己從事寫作，當時坐在管教室內的那位在押人員聽到這句話顯然比管教更有興趣，便多問了我幾句。

在21倉待了三天后，我才知道他是倉頭，其實他已經六十三歲，依舊滿頭短短的黑發，所有人都管他叫袁哥，一來是他的模樣顯得年輕，二來也是心態上不愿服老的原因。

在21倉的第一天，我雖然不用洗廁所，但還是按照慣例睡在了地板上，沒有了張偉擋在新人面前，我被安排在最靠近廁所的位置，14倉一起來的小黃卻主動跟袁哥說，希望和我調換床位。

雖然我來不及開口拒絕，但我先睡在了廁所邊，這樣小黃想換也由不得他了，而小黃默不作聲地鋪好床位然后讓我睡過去，我不想起爭拗，只好接受了他的好意，只是不明白他為什么要這樣做。

睡下后，小黃才悄悄告訴我：“在14倉你跟杜哥介紹讓我干活，還講了很多道理，我覺得你知道的事情很多，希望你多教教我。”

我不禁受寵若驚，我沒想到自己隨口胡謅的那些話，竟然被小黃聽了進去，其實那些話中，吹牛的成分居多，除此以外也都是從書上摘來的道理。不過在剛來到21倉這個陌生的環境里，小黃這個熟悉的面孔和他的善意，依然讓一股暖流在我心田流淌，我頭一遭想要主動在看守所內爭取最大限度的特權，這樣才可以有能力去回報他。

21倉管事的人，是一名馬來西亞籍的華人，27歲，涉嫌電信詐騙，在國內被捕，一直無法引渡回國，從羈押那天開始算起，已經在看守所待了一年七個月，電信詐騙涉案面廣，詐騙金額難以明確，取證不易，所以遲遲未能開庭。

他叫阿亮，性格開朗，與人和善，我開始有意地接近他，許多話題我都可以和他聊上很久，過后我才知道他雖然管事，但在21倉并沒有話事權，我這才明白過來，倉里真正能說上話的，一定是國內的有背景或有錢的人，馬來西亞華人能當輪值員，只是因為待了一年多的老資歷。

我不可否認自己變得勢利，知道阿亮沒有話事權以后，我便沒有從前那樣殷勤，我觀察到，倉里有兩個人應該是有實權的，一個是矮小的老人，叫華哥，他管著21倉香煙的發放，還有一個人就是那天在管教室的袁哥，雖然他不管事，也很少說話，但每次管教有事都會單獨約他出去談話。

在袁哥還沒有找我談話之前，華哥先找上了我，他和我隨便聊了聊，然后從箱子里拿出一盒牛奶給我，在老兵倉每個人都可以用預存的錢購物，但剛來的時候，我這批新人剛好錯過了每周一次的購物機會。

就在我喝下那盒牛奶不久，阿亮找到我，用粵語說：“你別和那個老變態靠那么近，知道他犯什么事嗎？打麻將輸了錢，拿起菜刀當街將人割喉了。”

那口牛奶頓時如鯁在喉。

第三天我吃過午飯，在風場散步的時候，袁哥招手叫我過去，他先是問了我寫作上的事情，然后問我：“如果我想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你能幫我寫嗎？”

我沒有隨口答應下來，在過渡倉里的經歷已經讓我可以稍稍揣測這些較年長人的思維方式，換句話說，他們走過的橋比我走過的路還多，況且能夠在外面擁有錢或背景，本身就不可能是想法簡單的人。

“你的經歷得足夠精彩，有可以加工的基礎。”我直言不諱。

袁哥沉吟了一會兒，點頭說：“放心，我的經歷肯定比你想象中還要精彩，劉漢你知道嗎？他年輕的時候給我敬酒，都得蹲著敬。”

劉漢我當然知道，四川知名富豪和黑社會頭目，15年被執行死刑，可我對于袁哥所說，劉漢曾經蹲著給他敬酒這件事持懷疑態度，當然表面上我不會表露出來，于是我說：“當然聽過，14年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袁哥似乎對我這句回話挺滿意，自顧地打開了話匣子，袁哥說他的父親是軍人，爺爺也是軍人，不過分屬兩個黨派，他算是軍人世家出身，但沒有按照長輩的安排當兵，而是選擇去經商，名氣在重慶市首屈一指，后來還讀了MBA，他特意解釋：那時候的MBA跟現在不一樣，含金量很高，同期出去的人，都是大人物。

我問了袁哥進來看守所的原因，他告訴我一個新奇的詞匯，叫P2P，我說O2O我知道，P2P是什么？袁哥費勁解釋了一通，我一句沒能聽明白，袁哥還說，P2P是國內新興的技術，在國外是合法的，但是在國內，怎么說呢，我們這批人進來了，其實是被競爭對手設套了，他們……袁哥指了指頭上，接著說，所以你懂吧。

我還是不懂，直到我問那起訴是什么罪名？袁哥說，說是非法集資，但最終檢察院是不會以非法集資起訴的，袁哥的律師說了，頂多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不重。

我心中恍然，可不就是騙老百姓的錢么，講得那么清新脫俗。

我基本掌握了和袁哥談話的技巧，對袁哥這類習慣了頤指氣使的人，傾聽和順著話頭講，但不要發表容易產生分歧的意見，是最好的選擇。

恰好這時，杜哥托管教給我捎來了一包煙，煙雖然沒有到我的手上，但袁哥留了個心眼，他理所當然地以為是笙哥的安排，于是沒有詢問過我便自顧說：“看守所里我看得上的人不多，14倉的X笙X算一個，他確實有點本事，雖然是個混混，但也是文化人。”

袁哥又問我：“知道為什么我不樂意和其他人說話，偏偏找你聊天嗎？其實看人面相，善惡都寫在臉上，特別是眼睛，反映了一個人的內心，你的眼睛就很清楚，看得出來是個明白事理的人。”

我嘴上說著過獎了過獎了，表情卻毫不謙虛。

當天袁哥找到華哥，交待他每次開火都給我單獨抽一根香煙。在老兵倉里，每天要做手工塑料花，按件計算，完成量最多的三個人每人每天有兩根香煙，完成量達到最多的人一半以上的，每人每天半根香煙，而我雖然有些小人得志的意味，但實話實說，我不必做這些手工的活，每天干活時袁哥就會拉我到風場聊天，而不做事的我，每天依然有四根香煙。

每天的四根香煙，我給小黃兩根，后來被袁哥看見了，罵了我一頓，他說：“我對你好，不是讓你去分給別人的，煙是給你抽的，不是給他們抽的。”

我把袁哥的話告訴了小黃，后來只能點燃香煙抽幾口，趁袁哥不注意時塞到小黃手里了。

和袁哥算是熟稔了以后，他坦然告訴我，其實我剛到21倉報到時，他就很欣賞我，第二天的床位安排，我從地板上靠近廁所這個最糟糕的床位直接一躍在通鋪上擁有了一席之地，不同于過渡倉人滿為患的情形，21倉攏共只有二十個人，所以通鋪上的位置十分寬敞，這安排是袁哥特意吩咐阿亮去做的。

倉里和我一樣不用干活的有五人，袁哥、華哥不必說了，阿亮是負責記賬的，我受到袁哥照顧，還有一個人叫王琳，他和袁哥是倉里唯獨兩位用錢疏通了關系的人。

王琳模樣長得端正，一身的腱子肉，腰腹部有一條歪歪扭扭的紋身，圖案依稀看得出來是條龍，紋身扭曲的原因據王琳說，是因為紋身的時候身體還十分肥胖，瘦下來紋身便走了樣。

他涉嫌的罪名是販毒，被警方在家中起獲了五公斤毒品，在看守所里，案情細節一般不會和旁人說得過于詳細，剛開始我問王琳案情時，他支支吾吾語焉不詳，后來我先講起自己的案情，他才逐漸敞開了心扉。

王琳聲稱自己販毒，剛開始只販不吸，后來還是沾染上了毒癮，說起販毒的原因，純粹是為了“好玩兒”，他說，從小看過很多港片，覺得影片中的毒梟都特別酷炫，他為此刻意去減肥，去學習泰拳，二十八歲那年關掉了一直經營得不錯的煙酒行，通過關系開始走上販毒之路。

他還洋洋得意地告訴我，其實警察布控抓他以前，他早早知道了消息，開車的時候后面跟蹤的車，和電影里跟蹤的方式同出一轍，周圍監視他的便衣警察，也都被他一眼看穿。

我問他既然知道消息，為什么還會被抓呢？王琳說，這樣才好玩兒啊，跟耍猴兒似的，不過棋差一招，玩脫了。他還說，其實家里藏著的毒品，他有很多次機會可以倒進馬桶里沖掉，但他還是留著，為什么呢？

王琳眨眨眼睛說：“算是給警察的戰利品。”

我聽說吸毒會影響中樞神經，通俗地說，就是傷腦，我聽王琳一本正經地說起他的故事，懷疑他是不是吸毒吸出了幻覺，又把幻覺當成真實，因為他的邏輯實在太過匪夷所思了。

大多數時候，王琳看起來都不像是販毒的人，倉里有一個在走私凍肉的船上做船員的18歲印尼男孩，剛來到21倉時無依無靠，是王琳照顧著，給他吃的和用的，還有香煙，作為報酬，這位印尼男孩教王琳英語。

我和印尼男孩聊過幾次天，他會簡單的中文，只是用中文交流，依然存在著障礙，他的口頭禪是“一點點”，問他會不會說中文，他說一點點，問他想不想家，想不想爸媽，他也說一點點。

每當有人問印尼男孩想不想回家時，王琳都會及時地制止他們，因為每當別人問起這個問題，印尼男孩都會笑著說一點點，但眼眶早已經濕潤。

王琳告訴我，印尼男孩中國被捕的消息，他的父母都不知道，在他的父母那邊，印尼男孩算是失蹤狀態。

我問王琳，說像印尼男孩這種情況，不是應該引渡回印尼嘛？王琳還沒有說話，在一旁的阿亮接過話茬：“印尼和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哪里敢跟中國要人啊？我們只能在中國判了，坐完牢了，才可以回國。”

王琳雖然疏通了關系，算是在押人員中的特權階級，但他卻不管倉里的事情，對誰說話總是一副眉開眼笑的模樣，我沒有見過他真正動氣的時候，如果不是知曉他因販毒被羈押，他看上去是倉里最不壞的人，高度自律，每天準時寫日記背英語做俯臥撐，還有一本專門拿來畫漫畫的本子，封面被他用大頭筆寫著【正義毒梟】。

有一次王琳去見律師，回來告訴我，律師跟他說，他的量刑大概在二十年左右，今年他三十歲，減刑出去應該四十多了，坐牢的這些日子，他想要把沒有受過教育的遺憾彌補回來，打算自學課程，出獄后重新做人。

他是一個萬惡不赦的毒販，似乎屬于他的蓬勃朝氣遲遲到三十歲才發生。我問他后悔販毒嗎？他搖搖頭又點點頭，充滿遺憾地說：“如果不是被抓進來，我這輩子都會渾下去，去到監獄里，每天沒有事情做，反而可以靜下心來學習……唯一的不好，是等到我出獄的時候，父母可能都不在人世了吧。”說完他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

在21倉的第五天，袁哥找到我，他問我：“聽小黃說，你在14倉管操練？”

我看到站在袁哥身邊的小黃朝我打眼色，我了解他的用意，我猜袁哥應該不會去14倉求證，于是厚著臉皮撒了個謊，其實我在14倉只有被操練的份兒。

那天開始，袁哥便讓我管21倉的操練，作為一個新人，想讓一群老油條聽我的口令顯然是個難題，但好在袁哥已經和管教報備過，管教也同意了他的建議，我便只好打腫臉充胖子，在每天的操練中，狐假虎威地發號施令。

我當時沒有預料到的，自從我開始負責操練以后，我在21倉的地位隱隱地扶搖直上，有一天一個盜竊犯向我套近乎，奉承了一句：“樂哥，袁哥對你真好啊，管操的人在倉里可是三把手。”

這時候我才意識到，袁哥讓我負責操練的用意，應該是想確立我在倉里的地位，以補充我享受特權的合理性，果然從那天以后，其他在押人員已經將我當作21倉的管理者之一。

自從我負責操練以后，華哥對我的態度也隨之發生改變，他不再和我閑聊，拿煙給我時，也顯得格外不情愿，甚至提醒了我一句：“阿樂，我是管煙的，你不做事，卻比做事的分得多，其他人會不服氣。”

到了第八天，華哥派煙時不再單獨派煙到我手上，而是派給了另外一個人，然后指了指我對那人說：“你和他分一根。”這已經等同于翻臉了。至于翻臉的原因并不難猜，無非是感覺我威脅到他的地位了。

既然華哥的態度明確了，我自然不能再受他的恩惠，干脆連那半根煙也不抽了，當然我也沒有去跟袁哥告狀，這樣反而會讓袁哥看輕，我十分清楚自己在21倉能夠擁有特權的原因，無非是源于袁哥的欣賞，我想要在看守所過得舒服，就不能讓這份欣賞變了質。

雖然我沒有去告狀，但袁哥也察覺到了華哥態度的變化，有一次開火時，我沒有去風場，而是坐在通鋪上看書。等到抽煙的人都抽完煙進來，袁哥再單獨把我叫出去，給了我一根軟中華，袁哥先是看著華哥的背影罵了句：“寶批龍，又不是他的煙，要死的人耍什么心眼。”

說完袁哥給我點上煙，告訴我：“以后你都去我箱子里拿煙，這煙是老子的私煙，誰他媽敢有意見？阿華這個人，跑去管教那里告老子的狀，媽的，老子想對誰好他管得著？白眼狼。”

對袁哥這番話，我沒有發表意見，其實對華哥的觀感我內心也十分復雜，我還記得他遞給我的那一盒牛奶，還有上一任倉頭留給他的茶葉。后來我母親來看守所買了一些物資給我，我回贈了華哥兩盒杏仁酥和一箱牛奶，但依然覺得虧欠了他，可能是因為他的東西不多，妻離子散也沒有親人給他匯錢，而我除了母親買來的物資以外，看守所的個人戶頭上還有五千元錢。

本來我還想著，等我釋放以后，給華哥匯一千元錢，但現在想來沒有這個必要了。

其實華哥和袁哥本來就不太對付，因為袁哥以前只是21倉的二把手，前任倉頭對待華哥特別好，管煙的位置就是前任倉頭給他的，原本華哥想著前任倉頭離開后，他就能取代他的位置成為新的倉頭，最后倉頭的位置還是落到了袁哥頭上。

“一個殺人犯，沒有交錢，還想做倉頭，呵呵。”袁哥冷笑著說，看樣子對華哥，他同樣心懷怨懟。聊到了交錢，袁哥便順著話頭往下講，在講這個話題前他再三囑咐我，千萬不要跟別人說，聽完后爛在肚子里就好了。

“阿樂，管教其實對你也有些意見，畢竟你沒有交錢，如果你真的能夠取保出去，那我還可以照顧你這段時間，但檢察院要是批捕了，我也管不了你那么久，畢竟我交一份錢，總不能管兩張口。

這些話，雖然管教沒有明說，但他應該是想讓我轉告給你，等你想通了，要交錢了，你要這么做，你去跟管教說，想讓管教給你家里人稍話，你寫張紙條，把事兒說清楚，留個電話，管教會讓你家里人請他吃飯，吃飯時，那張紙條就會交到你家里人的手上，之后的事情，你家里人會處理的了，錢不用太多，幾千就行，當然交越多地位越高，我就交了五萬。”

我沒忍住脫口而出：“真他媽貪啊，所有管教那么明目張膽地貪，沒有人管？”

袁哥一副看你還是太年輕的表情，對我說：“管教拿到手的錢，上交一部分給中隊長，中隊長拿到的錢，上交一部分給大隊長，大隊長拿到的錢，最后到誰手上？”

我恍然大悟，袁哥繼續說道：“現在在看守所里購買東西很便宜是吧，那是因為你來得不巧，春節前看守所被整治了，物件一律和外面持平，但同時我們也少了很多享受。本來春節前，有錢的人根本不用吃這些豬食，50塊錢一盒燒雞，頓頓可以加餐，再早兩年，你就是想吃肯德基，管教也能給你帶進來，甚至……”

袁哥似乎感覺自己說得有些多了，便止住了話頭，再次叮囑我“爛在肚子里，說出去對你我都不好。”我嘴上答應了下來，心里卻憤恨難當，想著釋放后我一定要把這些彎彎道道的臟東西一股勁兒抖落出去。

我沒有理由不感到憤恨，如果不是派出所扭曲事實將我定為【尋釁滋事罪】網上追逃，在我自首后又故意拖延，遲遲不將材料提交至檢察院，我早該取保候審，何苦在看守所里勾心斗角。當然，如果當時的我能夠預見到今日的境況——恰好是因為【尋釁滋事罪】這個名目，導致檢察院三次因“證據不足”駁回至公安，公安也放棄了繼續搜證——那我一定會在心里默念：好家伙，作繭自縛不是？

至于酒店方和派出所之間的齟齬，只能說是酒店老板自食苦果，怨不得誰，如果剛開始對方按照客觀事實合法辦案，我想我早就領到了一紙判決，而不是有可能因禍得福反而無罪——傷者在拿到賠償款后，因為他的“老大”要瓜分他的錢，干脆連酒店老板墊付的醫藥費也一并賴掉，于是悄悄出院后立馬攜款逃走了，至今一年半過去依舊下落不明，就算這時候想要亡羊補牢，將我的罪名變更為故意傷害罪，可傷者都找不到了，沒有最終鑒傷，一樣是證據不足，在各種惡念貪欲交織下，才最終鬧出這樣一出烏龍。

以上都是后話了，在消息閉塞，書信不通的看守所——雖然看守所權利義務上寫明通信是每個在押人員都有的權利，但實際上只有向管教繳納了一定數額“保護費”的人才有，更多的在外親人寄來的書信，最后都消失無蹤——我不知道外界發生的一切，燃眉之急反而是如何維持自己在21倉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為可能發生的檢察院同意批捕情況下，提前為自己謀劃好出路。

在21倉待了八天，開庭后移送監獄的人走了倆，刑期不足半年在看守所繼續服刑但是轉去后倉的人走了仨，狹窄的監室一時間竟然略顯空蕩。

有人離開，自然會有人進來，這一批來到21倉的人里，白凈的湖南人涉嫌一宗命案，名字叫大旭，大旭來時派頭極大，不僅自帶一條香煙，還從11倉搬來兩大箱物資，通常在過渡倉就能擁有物資的人，只有輪值員。

同樣從11倉轉來的，還有一個叫宋雷的胖子，是看守所的常客了，慣偷。他有一門做菜的手藝，不盜竊時在酒樓擔任主廚，按理說收入不低，沒必要去盜竊，可宋雷說，他盜竊不是為了錢，只是為了追求刺激，說白了就是盜竊成癮。

大旭和宋雷的相處模式中可以看出，他倆即使到了新的環境，依然尊卑有序，大旭經常會吩咐宋雷干活，例如沖泡面和洗蘋果一類的瑣事，于是其他在押人員很容易得出“大旭來頭不小”的結論，華哥便率先過去套近乎，和大旭聊得有來有往。

原本靠躺在疊好的被子上休息的袁哥穿上拖鞋走到風場上，他背負雙手，走到蹲在地上抽煙的大旭和華哥面前，華哥拍了拍屁股站了起來，大旭抬頭看向袁哥。

“11倉來的？犯什么事了？”袁哥之前從來不問新人這些問題，這回是頭一遭。

“哎別提了，野貓酒吧門口不是打死個人么，我沒動手，就站在旁邊看了一眼，運氣不好唄，應該得判個三五年。”大旭自嘲地說。

“哦，我聽過說這事兒。”袁哥點點頭，接著說：“你們11倉的老大我也認識，我是這個倉的頭兒，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說，叫我袁哥就行。”

“哎哎，好嘞，謝謝袁哥。”大旭笑著應了下來，然后說：“您看我那兩箱子家伙有沒有用得上的，盡管拿，要不，我給您一包煙？”

袁哥眼睛瞇了瞇，擺擺手說：“你自個兒留著吧。”說完便回到了原來的位置上，吃過晚飯袁哥和我聊天的時候，袁哥不屑地提了一嘴：“酒吧看場的保安，沒文化的野蠻人，要是出去外頭，給我開車都不配。”

隔天操練，我在隊列前頭喊口號時，大旭突然喊了聲：“停停停！口號哪是你這么喊的？你會喊口號不？”

我像是被揪住了軟肋，喊口號這事兒我確實撒了謊，在過渡倉里我只聽過阿杰喊，并沒有自己親自喊過，但在大旭來以前，還沒有人說過什么不是。我有些心虛，但還是中氣十足地說：“我在14倉就是這么喊的。”

大旭走出隊列，站在我面前，說：“來，你喊喊看，原地踏步走怎么喊？”

也許是因為我在21倉能夠負責操練本身就是憑著一個謊話和袁哥的照顧，所以心里沒底，只好看了袁哥一眼，袁哥沒有在風場，而是坐在通鋪上閉目養神。眼看袁哥是不管這事兒了，我便強自鎮定，大聲喊了一段口號。

“停，給你聽聽正確的口號是怎么喊的。”大旭打斷了我，轉身看向發出竊竊笑聲看熱鬧的眾人，聲音洪亮地喊道：“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好好改造！服從命令……”

所有人一邊原地踏步一邊跟著大旭喊了起來，我怔怔站在原地，過了會兒垂頭喪氣地走進了隊列，我知道21倉負責操練這個位置，從今天開始就不屬于我了。

當天阿亮找到我，說：“以后每天下午的學習時間，你來帶大家讀看守所規章則度和唱歌，袁哥安排的。”

這等于袁哥已經默認了大旭搶走我管操練的位置，領讀的工作原本是阿亮負責的，分給我，大概是袁哥存著補償的意思，領讀雖然不如管操練那么威風，但好歹算一個管事的。

領讀這個活兒，尷尬之處在于，每當到了讀完看守所規則制度后的唱歌環節，五音不全的我就要當眾扯著破嗓子，吼上幾句被改編得奇奇怪怪的歌詞：“有一天警察匆匆抓你去，爸爸媽媽我出獄來看你，預備，唱！”然后坐在通鋪上的人便笑得歪歪斜斜。

我以為大旭“奪權”以后會消停，沒成想他仍然不打算放過我，似乎我在倉里格外讓他看不順眼，其他的人他從不去調侃，偏偏每次都當著袁哥的面，對我說些陰陽怪氣的話，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是在看書的時候，他問我：“阿樂，袁哥對你那么好，是因為你會寫書？江湖騙子吧，你可別裝了啊。”

我沒好氣地回他一句：“我會不會寫書，關你屁事？”

“喲呵，脾氣挺大。”大旭坐下來摟著我肩膀：“別生氣，隨便聊聊，你說你會寫書，你寫一篇文章給我看看唄？”

我本來就對他操練那天害我沒面子耿耿于懷，語氣自然不好：“寫出來你能看懂？更何況，你說寫就寫？你給我稿費？”

“稿費嘛，值幾個錢，你說。”大旭笑呵呵的。

“千字一千。”我忍住不快說。

“哈哈哈哈。”大旭樂不可支地指著我說：“一個字一塊錢？你寫的字鑲金的？真以為自己是什么大作家啦？那可別在21倉埋沒了人才，快轉去文化監室吧，每天都有抽不完的煙，還不用干活。”

我心里嘀咕著，難道他是看我每天抽袁哥的中華煙而覺著不爽？同時，他提到的文化監室讓我心中一動，向管教行賄這個法子不必考慮了，但如果檢察院批準逮捕，我真要在看守所待上半年，去文化監室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袁哥和我聊天的時間越來越短，他已經沒有前段日子那么從容，自從大旭來了以后，原本每天固定出去管教室喝茶的人除了袁哥以外多了一個大旭，聽袁哥說，大旭所在酒吧的老板給每位被捕的人都鋪好了路，為此花了不少的錢。

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除了小黃阿亮和宋雷以外，其余人都不太搭理我，宋雷之所以和我親近，或許是因為同樣被大旭欺壓的緣故，他在看守所做廚師的老鄉，每頓飯特意給他裝了滿滿一盒的豬肉，在每人每頓飯只有一塊豬肉的看守所里，這可是讓人眼饞不已的福利，只可惜每次豬肉一到，大旭都理所當然地將那盒豬肉據為己有，宋雷對此敢怒不敢言。

私底下宋雷跟我抱怨過，但每次大旭拿起那盒豬肉走到宋雷面前，夾出幾塊豬肉放到宋雷的飯盒里，宋雷還是會甕聲甕氣地說：“謝謝旭哥。”

大旭已經隱隱威脅到袁哥倉頭的地位，在此之前倉里出了兩件事，阿弟和黃老頭打了一次架，袁哥被管教拉出去訓了一頓，過兩天所長巡視時，倉里衛生搞得亂糟糟，在所長那里挨了訓的管教回到倉里發了一通脾氣，當著所有人的面對袁哥說：“你這倉頭當不好就別當了。”

這對袁哥在倉里的權威打擊頗大，很多人對袁哥的言行已經不太尊重，華哥更是好幾次直接和袁哥嗆聲，作為袁哥特殊照顧的“小弟”，我的境況更不必提。

有一次做完手工，到了派煙的時候，華哥臨時改變了規矩，原本前三名每天每人可以抽兩根煙，現在變成了只有頭兩名有兩根煙，第三名和其他人一樣，只能抽半根，對此華哥的解釋是：“倉里的煙按照以前的規矩不夠發了。”

那天完成量排第三的人剛好是脾氣暴躁的阿弟，他不服氣地問華哥：“煙不夠了？煙不夠你每天抽四根？煙不夠，干活的人沒煙抽，不干活的人抽掉一半還多？”

華哥抽著煙，冷笑著說：“我可以抽煙是龍哥（前任倉頭）安排的，你有意見去跟管教說去。”

阿弟說：“好，那其他人呢？其他人為什么不干活可以抽煙？”說著阿弟首先看著大旭，過后又看向王琳，然后看向王琳身邊的印尼男孩，這些人都是不干活卻有煙抽的，可阿弟最后卻伸手指向我：“阿樂憑什么可以抽煙？”

華哥和大旭一副幸災樂禍的表情看著我，我突然被指到也是一時有點茫然，我是沒想到阿弟會拿我撒氣，他是我的初中校友，可能因為讓家人失望透頂的緣故，沒有親人給他匯款，我在倉里得勢時對他挺好的，不僅牛奶泡面給了他不少，偶爾他沒有做夠任務沒煙抽時，問我要煙，我抽剩下半根煙都會給他。

那時候一口一個樂哥叫得可勤，現在就變成阿樂啦？

袁哥慢慢踱步出來，看了阿弟一眼說：“他抽我的煙，關你什么事？”說完又看著華哥，指了指他手上的煙說：“按老規矩發，有問題你讓管教找我說。”

平息事端以后，袁哥拉我到沒人的角落，告訴我：“以前就讓你別和阿弟這類人混在一起，斗米恩升米仇，我敢說今天他拿你撒氣，很大原因是眼紅你能夠抽我的煙，看守所里有一點好，人心不如外面那么復雜難猜，一個人的好壞，不需要多久就能看出來。”

我想了想，確實是這么回事兒，阿弟平素為人沖動易怒，喜歡斤斤計較，總是喜歡將錯誤不分青紅皂白歸咎于他人，在看守所這半年，他沒有懺悔過自己犯下的錯，反而聲稱，早知道打重一點，說起家人，他不無恨意地說：“如果我爸媽肯賠錢，我就不用在這里待那么久了。”

回溯阿弟的人生軌跡，他初中時便是差勁的學生，酗酒打架，被開除后，父母花錢托關系讓他上了職高，他在職高天天翹課，去酒吧夜店，還染上了毒癮。俗話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反之亦然，父母常年在外謀生，在成長環境中，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構成他乖張性格的重要因素。

后來我被取保時，阿弟仿佛失憶了一般，湊到我跟錢套近乎，一定要我給他一位“生死兄弟”打電話，讓他的兄弟給他匯點錢進來，我心軟答應了，等我打電話給他兄弟時，聽到那邊傳來搓麻將的聲音，聽我說完后，他雖然客氣地道謝，可藏不住語氣中的敷衍，半年后我好奇詢問了釋放后的小黃，小黃告訴我，在他離開以前，依然沒有人給阿弟匯過一分錢，阿弟最終被判一年三個月，轉移去了監獄服刑。

這次小小的風波過后，我意識到自己在倉里已經沒有地位可言，袁哥頻繁地提起，暗示或明示地說，讓我給管教交“保護費”，要不然他在倉里的處境很為難。從袁哥的態度可以看出，隨著時間推移，和大旭的到來，袁哥對我可以取保候審已經失去了信心，他更希望我通過交錢成為他壓制大旭的一枚棋子。

我雖然對袁哥的照顧心懷感激，但不會被他利用，此時距離我初到看守所已經過去30天，在上次檢察院提審時，我問過自己取保候審材料的事情，檢察院坦言沒有收到，我不知道事情出現了什么變故，但心里相信取保一事已經希望渺茫。

大旭來到21倉以后，床位經管教調整，我睡到了大旭的左手邊，而睡在我左手邊的人，是黃老頭，黃老頭很臭，四月的南方持續高溫，他依然穿著冬天被羈押時衣物，加上最外面的號服，褲子足足穿了四條，有一條還是悶不透風的保暖褲，半年的時間里，這些衣褲他從未換洗過。

我即便和大旭不對付，可生理上的抗拒還是戰勝了心理上的抗拒，我不得不盡量靠近大旭睡覺，被問及原因，我只好坦白說了。大旭說，這好辦，于是在第二天我看到黃老頭換下了從未換洗的衣褲，將一桶清水攪得墨汁一般。

大旭叉腰站在黃老頭旁邊，監督著他洗干凈這些衣物，而黃老頭一邊洗衣一邊抹眼淚，他不換洗衣褲的原因大家伙兒都明白——每當有人釋放，管教都會喊那人名字，讓那人換衣服走，黃老頭連換衣服的時間都不愿等候，隨時做好離開的準備。

我突然感覺黃老頭有些可憐，可他實在太臭了，大旭此舉在倉里博得了人心，就連我對他也減少了厭惡。大旭后來告訴我：“老黃也是可憐人，你知道他咋進來的不？他是給走私船搬貨被抓的，這么大年紀了還得出去搬貨，可想而知他的子女多不孝順。”

大旭還告訴我：“我讓老黃換洗衣褲，其實是為了他好，不信你看著吧。”

黃老頭換上一身清爽的號服以后，心態似乎緩和了許多，原來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的，現在卻會坐在麻布袋上曬太陽，跟人聊天說笑了。有一次我在風場散步，黃老頭主動問我：“知道紅苕是啥不？”

我說：“紅薯唄，紅苕是紅薯的別稱。”

黃老頭撓撓頭，不解地喃喃道：“瓜娃還曉得成都話哩？”

大旭在一旁接過話頭，和黃老頭嘮起嗑來，我繼續散步，想著為自己早早謀劃出路，調去文化監室是最好的選擇，可是怎么去，是個難題，如果我去找管教提，管教肯定不會放人，袁哥透露過，管教對我在倉里擁有特權的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是因為感覺我有交錢的“潛力”，算是半熟的鴨子，讓袁哥代我提更不可能了，我要是拍拍屁股走了，他不是白對我付出那么多了？

我還在想著，抬頭忽然看見大旭捂著胸口靠著墻壁坐倒，他嘴唇蒼白，喘著氣，我走過去問他怎么了，他說不出話來，我急忙大聲喊道：“袁哥，阿亮，過來看看，大旭不行了。”

阿亮過來看了一眼，回頭去摁警報鈴，可惜警報鈴年久失修，摁了半天都不出響聲，袁哥坐在小窗口前，往外喊著管教的名字，我扶著大旭坐正，給他喂水，大旭好半天緩了口氣，指著胸口說：“心臟，跳，老毛病了。”斷斷續續說完，大旭又開始喘，說不出話。

過了一會兒管教聽到袁哥喊聲過來了，打開鐵門后，不急不忙地站在大旭面前，看了一眼便出去了，又過了一會兒，管教領著看守所的醫務人員進來，醫務人員蹲下來粗略地檢查了一下，拿出幾顆藥丸給大旭服下，然后就離開了。

管教看了一會兒，留下一句：“等他休息好了就抬進去。”也離開了。

看大旭臉色煞白那樣兒，我當時真的很擔心他會猝死，好在吃完藥后他有所好轉，被人攙扶著回到監室內后一言不發，到了夜晚睡覺時，他轉過身來問我：“是不是進了看守所，就都是賤命一條了？”

雖然我也覺著，進到看守所那一刻，就沒有人權可言，但還是安慰大旭：“放心，真有生命危險他們不敢不管的，畢竟……死了人，管教要擔責任的。”

大旭轉回去，好久不說話，在我以為他睡著的時候，他又轉過身來說：“其實我很嫉妒你，你就算不能取保，判完也大概率緩刑，我當時只是站在旁邊看了一眼，卻要在監獄里待上三五年，上周律師找過我，告訴我，我這種情況是無法取保和緩刑的。”

“在看守所里當老大，還不如在外面當個屁民。”大旭唏噓不已。

這句話我深以為然，剛來看守所時，覺得三定位坐著已經很折磨了，可后來發現，坐牢最大的懲罰絕非是肉體上的，那種茫茫然不知命運，失去自由的精神上的痛苦，才是真正伴隨一生的。

經過這次談話以后，我和大旭的關系緩和了許多，雖然他依然對我會寫作這件事情充滿懷疑，但至少不會當眾DISS我，在第三十二天，我和大旭坐在窗口看風景時，話趕話聊到了文化監室，恰好文化監室的管教從窗邊路過，大旭急忙喊住了他：“裕哥，我這兒有個寫作的，想去文化監室。”

過了一會兒，文化監室的管教走過來，喊我出去，我回頭看大旭，大旭朝我擠眉弄眼，未必沒有心存看我笑話的意思。

和文化監室的管教聊了一通，我將自己出版過的作品一股腦地告訴了他，甚至連當時關注者不到兩萬的知乎賬號都拋了出來，最后得到了他“如果批捕，我來找你管教要人。”的保證后，我回到了21倉。

回到21倉我心里舒了一口氣，接下來就算不能取保，我也有了退路，大旭聽我說完，表情復雜地說：“記住哥的好啊，去到文化監室給哥遞包煙。”

袁哥坐在一旁，沒有發表意見，他已經兩天沒有找我談話了。

到了下午的領讀時間，我起頭唱了一句：“寒風飄飄落葉，獄中有朵朵綠花……”倉友們卻奇怪地沒有吱聲，愣了好久一道聲音才在我耳邊炸開：“廖家樂，換衣服了。”

在看守所待了32天，我已經不抱希望的情況下，終于被取保釋放了。

我當眾脫下了褲子，狠狠地在上面跺了一腳，不斷有人過來說著祝福的話，或者托我向親人稍話的，袁哥走過來問我，我剩下的物資怎么處理，我讓袁哥安排，袁哥滿意地點點頭，讓我經常寫信給他。

接我離開的，是案審大隊負責提審我的趙警官，我想跟管教道個別，管教卻黑著臉不理會我，我心情大好，那天陽光明媚。走在路上，趙警官問我：“吃過苦頭了，后悔拿刀沒？”

我搖搖頭，篤定地說：“不后悔，我的父親被七八個拿著消防斧的人圍著，作為兒子明知犯法還是要去的，人嘛，情感總會大于理智，但是我又不會武功，拿著刀可能要坐牢，不拿刀可能會死，我當然不想死啦。”

“重來一次，我還是會拿刀。”我對趙警官說。

簽文書時，我想起在看守所認真學習的王琳，他在倉里對我頗多照顧，我對他印象很好，就問了趙警官一句：“趙SIR，我有個倉友，藏了五公斤毒品，要判多少年啊？”

趙警官哼了聲說：“判多少年？槍斃幾次都不夠。”

這句話讓我心頭沉甸甸的，離開看守所時，原本輕盈的步伐也凝滯了幾分。到了大門，看到在車邊等候我的母親，瞬間一切煩惱都被拋到了腦后。

我聽母親說起我在看守所32天中，外界發生的事兒，可算是云波詭譎，在我被釋放的前一天，酒店老板依然大言不慚地說：“停止維權，放棄拆我的停車場，同時賠我五十萬，不然讓你兒子坐一年牢。”

母親心有余悸地說：“我差點被唬住了，可我還是不相信，難道真的沒有王法啦？”

釋放后我得知了許多自首前不知道的內幕，其實案發當天酒店老板也在現場，他非但沒有阻止，反而有推波助瀾的嫌疑，母親甚至懷疑整件事情都是酒店老板的謀劃，就是因為十年前酒店停車場違建時，父親曾經上訪維權的緣故。

我松了口氣說：“可我還是放出來了。”

母親有了笑容，說：“對啊，接下來該酒店老板發愁囖。”

回家后不久，只身前往深圳工作的我，委托母親替我寄兩封信和贈予物資，一封信是寄給21倉的袁哥，一封是給14倉的杜哥，物資送到了，信卻沒有收到回復。半年后小黃刑滿釋放，他還替袁哥稍話給我：“東西收到了，為什么沒寄信來？”

等我再回到珠海，前往看守所寄信時，袁哥已經轉去了監獄。

隨著母親和街坊們多次上訪，拖延半年的城管局，還是將鏟車開向了酒店停車場，可最終只是鏟掉了保安亭和圍墻，違建的化糞池和停車場被保留了下來。

惱羞成怒的酒店老板散播謠言，制作了一份H5在朋友圈傳播，倒打一耙誣陷我的父親將停車場和整片住宅區的違建拆除，其實拆除這片住宅區的違建是酒店老板的手段，為了是讓街坊們顧及自身利益停止維權，可街坊們并不受他的要挾。

我母親特地就此對酒店老板下了結論：“一個小人而已。”

終于，最終在信訪局的一場會議上，敲定了酒店的違建部分，雖然城管局百般拖延甚至說出：“現在拆得已經可以通消防車了，再拆要征得業主同意。”這種毫無道理的話，雖然酒店老板帶著一群人想要阻擋城管局的依法拆除，可還是沒能保住本該在十年前就拆除的違建停車場。

拆除當天，我陪母親爬山，回來經過酒店，我看著懸在空中巨大的鐵鏟，毫不留情地落下，震碎地面，碎石滾落，塵土飛揚，心中說不清怎樣的情緒堵在心頭。母親卻不看一眼，說：“走吧，沒什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