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哲學學者王德峰從復旦大學哲學系退休后，以一系列宣講東方哲學與智慧的課程和講座走紅網絡，很多聽眾稱贊他是“大師”，激賞他的觀點令人醍醐灌頂。可梳理這位哲學學者的大致經歷和思想流變，人們會發(fā)現，王德峰從思辨退回到傳統(tǒng)精神，以國學為名熬制心靈湯藥，教人回避痛苦。這是哲學的一種退卻。

退卻

煙是不能離手的，在復旦的課堂上如此，在思南公館旁的這間咖啡館也是如此。“不讓吸煙是多數人的暴政”，落座露臺，王德峰點燃一支煙，半開玩笑地說。

王德峰身形瘦削，戴眼鏡，頭發(fā)現出斑白。他出生于1956年，2021年10月從復旦大學哲學系退休，告別了校園，卻并未告別講壇。“（退休后）更忙了”，講課邀約紛至沓來，他每周大約要給學校、企業(yè)等機構做2到3次講座。

這緣于王德峰近年在網絡的走紅。在某平臺，他關于心學、中西方文化差異、命理學、資本論等講座的視頻獲得百萬以上播放量，很多聽眾和復旦學生一樣，稱呼他“哲學王子”。盡管王德峰曾在一次講座上自嘲：這么老的王子，看來是做不了國王。

時間回到“王子”年輕時。1978年，王德峰考入復旦大學學習哲學。他對這門學科的興趣始于中學時期。一次化學課上，老師講解化學方程式的配平，說化學反應都趨向于平衡。王德峰敏銳地察覺到其中的疑點，質疑道：變化才是絕對的。老師告訴王德峰，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自己解答不了，推薦他去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這是王德峰第一次聽說“哲學”這個詞。他找來《反杜林論》——一本批評哲學家杜林觀點的著作，反復讀了幾遍。書里的理論他不能完全理解，但其中關于道德和法、辯證法等問題的闡釋，讓王德峰知道，原來世上有跟自己同樣的人，不滿足于掌握既有的知識，還要追問知識的依據。一直自視為異類的孤獨感，在哲學里被智性的追索紓解。

王德峰入學當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接下來，存在主義等西方思想傳入中國，校園里每天都在熱切地辯論：怎樣看待發(fā)展，中國怎么走市場經濟的路，民族的未來是什么。文學修養(yǎng)不錯的王德峰，討論時“雄辯滔滔”。那個年代，青春像是永遠不會過去。

哲學專業(yè)課的講堂上，他體會到了思維和邏輯的魅力。例如休謨問題：因果關系的客觀性的根據是什么？太陽照射，石頭發(fā)熱，這是客觀的因果關系，但為什么太陽照射石頭一定發(fā)熱？這并不是要求得一個物理學上的解釋，即使轉換為物理學表述“吸收熱量導致物體分子運動加劇”，問題仍然存在，為什么吸收熱量一定導致分子運動加劇？保證這種因果關系成立的是什么？

王德峰記得，自己當時走路睡覺都在思考。“在知其所以然的追問中，最后一定會追到哲學上去。”

大學畢業(yè)后，王德峰進入上海譯文出版社，從事圖書翻譯和編輯。彼時的譯文出版社名家云集，經常即興考校年輕人們的外語能力，再加以指點，對王德峰來說就像又一所大學。但工作幾年后，他感到翻譯是“讓自己的頭腦成為別人思想的跑馬場”，想回到復旦繼續(xù)攻讀哲學。本科畢業(yè)時他覺得，剛懂了一點哲學，就要離開了，現在正是返回的時候。

1990年，王德峰碩士畢業(yè)留校，成為一名教師。多年后，他仍然懷念在復旦的求學生涯，尤其是本科階段，“那樣的校園精神和氛圍一去不復返了”。此后，他將攻讀博士學位，從講師升為副教授、教授。

事業(yè)攀升，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在那些為王德峰帶來聲名的課程和講座里，他不再追問所以然，不再稱許哲學最初吸引自己的思辨力量，而是以“生命情感”統(tǒng)攝一切，為聽眾奉上批裹哲學外衣的心靈湯藥。

疑問

復旦哲學系2011級的李曉春還記得和王德峰的第一次對話。當時他剛入學，在一個講座上見到這位風靡校園的哲學老師。互動環(huán)節(jié)，李曉春提出自己的困惑：年輕人常懷雄心壯志，但又很容易被消磨，要怎樣才能保持？

王德峰對他說：欲入此門，先立其大。“先立其大”是孟子的話，后來被陸象山闡釋發(fā)揚。王德峰以此鼓勵他，要先把“心”立起來。

之后，李曉春上了“哲學導論”課。王德峰最受歡迎的這門課程，最初是哲學系學生的專業(yè)基礎課，后來成為所有人文學科學生的必修課，最后被放到上海市共享課程的平臺上，成為一門通識課。因為選課的學生太多，上課時一再遷移到更大的教室，最終換到能容納上百人的5301。

在網絡上可以找到這門課的講課視頻，最早是2005年。課程用王德峰寫的《哲學導論》作為參考教材，書中對本體論、形而上學、認識論、先驗哲學、歷史哲學等哲學的幾大問題域進行了介紹和討論，但講課時并不嚴格依據這樣的思考進路。第一講是“哲學與民族的文化生命”，論及東西方不同的哲學觀，古希臘理論、禪宗公案和自身經歷雜糅。這種沒有明晰邊界感的講課方式，或許給了王德峰某種自由，也讓學生感到輕松有趣。

雖是學馬哲出身，但王德峰對傳統(tǒng)哲學的興趣和推崇日益顯著。不僅上課時經常談及，在各類講座上也多加推許。他認為中國人不可能在西方哲學里安心立命，提出“養(yǎng)心要靠民族的文化精神”，“以‘世界公民’自居，豈不可悲”？

哲學上的武斷總是令人生疑。

傳統(tǒng)哲學自有其長處，但面對現代性的種種困境，并非藥到病除，否則就無需新文化運動清理蒙昧。哲學最宜兼收并蓄，如學者許倬云說：要人心之自由，胸襟開放。拿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要算是我走過的路之一。王德峰也曾在自己的《哲學導論》一書中寫道：多元的智慧比單一的智慧要好。

王德峰常常稱許傳統(tǒng)哲學訴諸生命情感，是“養(yǎng)心”的。他引用《中庸》里的話“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提出傳統(tǒng)哲學能夠規(guī)范和升華生命情感，讓喜怒哀樂的感情都表現得適中、有節(jié)度。

這一點，讓對傳統(tǒng)有所思考的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方彥感到疑惑：只求“規(guī)范”和“適中”是不是對生命情感的壓抑？儒家提供了一套理想的道德倫理秩序，卻缺乏面對現實中真實個體的能力。一旦理想與現實不符，理想主義的感召會走向功利主義的強制，儒表被法里取代，平民無所逃于天地，君子也只是退回到內心深處的虛幻避難所而已。

而傳統(tǒng)哲學里的道家，正如學者秦暉所說：“把一切矛盾都化解為虛無，化解在莊生夢蝶、蝶夢莊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難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之中”。并且，各家學說都不約而同地懸置了對死亡、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索。

“中國哲學不是管束人心，而是理順人心”、“西方文明最根本的毛病是心沒有人照料”，這些契合當下國學熱的觀點，是學生們經常聽王德峰談及的。可方彥質疑，如果沒有個體生命的充分展開，沒有對終極問題的探問求索，“理順”可能淪為助人茍且的法門。

有時，這種疑問甚至就來自于王德峰自身。王德峰數次評論“西方文明最根本的毛病是心沒有人照料”，但身為樂迷的他又多次稱贊西方古典音樂：“在偉大的音樂作品中，我們得到的是心靈的愉悅，這種愉悅無可名狀，它給我們的心靈以充溢和偉大”。事實上，王德峰看重的、認為中國哲學能升華的“生命情感”，更多應該是文學和藝術的作用對象。《浮士德》、《悲慘世界》、《戰(zhàn)爭與和平》等文學作品，貝多芬、勃拉姆斯等音樂家的動人旋律，飽含豐富深刻的生命情感，給心靈滋養(yǎng)和鼓舞。

對于這些可能的質疑，王德峰似乎選擇了忽略。誰料想，在退回舊的思想領域前，他曾是一個傳統(tǒng)文化思維的懷疑者。

本科畢業(yè)時，王德峰需要把戶口從復旦的集體戶遷回自己家。本是一樁有明確規(guī)定的簡單事務，他卻去了派出所三次都沒能辦成。中學同學知道后，建議他給負責辦理的民警送上幾條煙。王德峰驚詫而憤怒：這樣我豈不成了奴才？但當時戶口關聯著糧票等重要票證，他最終在“生存是第一位的”需求前敗下陣來，靠送煙辦成了事。

這讓王德峰深感挫敗。1982年那個夏天，他無心看世界杯，一直在思考制度和國民性格的關系，思考自己大學時的“啟蒙”理念。直到他在黑格爾的書里找到解答：制度和國民性格，都來自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哲學與民族的文化生命”課上，王德峰總結了這種精神：儒道互補加上荀學造就的鄉(xiāng)愿式的人格，構成中國政治歷史讓人悲哀的過程，中國的文化生命經常面臨衰落的危機。

令人意外的是，王德峰并沒有沿著這條反思的路走下去，以學者的洞察力為塑造現代精神提供智慧。早年的文章里，他曾盛贊魯迅在反思民族文化精神上的“勇猛”和“毅力”，自己卻最終走了回頭路。

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生期間，王德峰有過從政的興趣，曾想去全國最貧窮的縣做縣長。他記得，本科臨近畢業(yè)時，同學們在桌上鋪開全國地圖，看哪里貧困就想去哪里。這種承襲自漫長人文傳統(tǒng)的天下關懷在上世紀80年代被終止。季節(jié)輪換，理想主義者收斂鋒芒。

這或許是王德峰此后退卻的起點。

儒道有了，差點佛學

傳統(tǒng)哲學之外，王德峰喜歡談論的另一個話題是佛學。

王德峰的父親曾是佛教書店的經理，家中一直有佛學書籍，他小學六年級就讀了《六祖壇經》，一本記錄禪宗六祖惠能事跡和言論的書。被問及什么時候開始深入研究佛學時，他表示自己是學佛，并且認為人人都該學一點佛。

“業(yè)力”，是王德峰經常提及的一個佛學名詞。他解釋說，業(yè)力就是命運的力量。在一次講座上他說，每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的業(yè)力來的，“什么愿望來到我們心里不是我們的自由”，是由業(yè)力決定的，人只有在選擇如何實現愿望上有一些自由。

那么人有自由意志嗎？王德峰回答：“表面上有，實際是一種假象。”

他在講座上舉例：做事就是消業(yè)，自己的業(yè)就是做教書匠。“今天又來做教書匠了，我心里想得很清楚，今天的業(yè)好好把它消了，晚上喝酒聽音樂。”

于蕾是一名公務員，去年她所在的單位機構改革，工作量劇增，加上人事掣肘，經常耗費很多力氣卻沒收獲。那段時間于蕾心情低落，正好短視頻平臺給她推送了王德峰的講座，她便時常聽聽。一次下班途中，她疲憊地倚著車窗，正好聽到王德峰說，做事最好沒結果，沒結果就不會造新的業(yè)。于蕾覺得“直擊靈魂”，似乎一下釋然了。

今年于蕾很少再聽王德峰的講座，她覺得是因為自己調到了一個相對輕松的部門，心情好轉，不再需要“心理按摩”了。

真正令“按摩”失效的，或許并不是于蕾現實境況的變化，而是“業(yè)力”說的消極。認真做事、不在意結果的成敗本是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但如果否定自由意志，把做事視為消除命運加給自己的“業(yè)”的手段，原本可以是積極創(chuàng)造、追求的做事就成了不得已的苦役，人淪為消業(yè)的工具，只能在“喝酒聽音樂”的消遣中獲得短暫歡愉。

用傳統(tǒng)哲學的“理順人心”懸置人在現實中的真實困境，進一步用“業(yè)力”消解人的主體性，靈魂不再有負重，可以游刃有余地“逍遙游”。然而大獲全勝的同時，人本身也成為了代價，本質被抽空，剩下的只是蒼白的影子。王德峰的心路歷程不為他人所知，但從現在的展露來看，其間或許不乏晦澀的段落。

法國哲學家加繆闡釋過古希臘神話人物西西弗斯的哲學意義。西西弗斯觸犯眾神，被罰推一塊巨石上山。每次耗盡力氣推到山頂，石頭會立即滾落，西西弗斯只能下山再推。這種無效的勞作本是折磨，但加繆認為：攀登山頂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實一顆人心，應當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他動情地描述：“（西西弗斯）再次下山時，邁著沉重而均勻的步伐，走向他不知盡頭的苦海。他離開山頂的每個瞬息，都超越了自己的命運，他比所推的石頭更堅強。”即使身處西西弗斯那樣的絕境，個體的精神意志仍有意義。何況在現實中，人的處境不會全然無望。積極改良外界與自身，是比作為“消業(yè)”的工具有意義的生活。

王德峰印象最深的一堂課發(fā)生在他給復旦學生上“藝術哲學”時。他帶去了莫扎特生命末期的作品“A大調單簧管協(xié)奏曲”的唱片。聽到第二樂章時，有學生流淚了。這個樂章沉靜綿長，充溢著莫扎特音樂中少見的深沉的孤獨感。第二天，學校廣播站播出了這段音樂，王德峰猜測，負責廣播的應該是昨天課堂上的學生。旋律娓娓訴來，他看到，走在路上的學生們都不自覺地放緩了腳步。

學生們感動于這樣的音樂。那里面沒有“規(guī)范”，也沒有“業(yè)力”，只有一顆真誠地投入生命、承擔負重、感受悲喜，也不懼怕袒露痛苦與孤獨的熱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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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羅蘭

編輯?|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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