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出于地緣與文化上的親近，我們總能在日本、韓國的文藝作品中找到許多相似之處。尤其是涉及親密關系、社會公平、女性主義、職場、教育、家庭的題材，有時就像觀察一面鏡子。

而在《少年法庭》這部劇里，我們同樣能夠看到一些倍感熟悉的社會問題。

以及，難以復制的魄力與勇氣。

01.

不得不說，本劇在題材選擇上相當討巧，且具有一定辨識度。

市面上，有不少關注青少年犯罪的影視作品，比如韓劇《窺探》《人間課堂》。

至于國內，也有講述校園霸凌故事的《少年的你》。

但，《少年法庭》的重點不在犯罪本身，它著重探討的是青少年犯罪背后的成因，以及圍繞《少年法》修訂的諸多爭議。

再者，它與現實的距離更近，帶給觀眾的沖擊力也越發強勁。

劇里的5起案件，大多取材自現實。

比如，改編自仁川國小女童分尸案的延和男童兇殺案。

現實中，兩名高中生以極其殘忍的手段虐殺了一名兒童，事后曾試圖以患有精神疾病的理由脫罪。

即使性質惡劣，兩人最后也不過被分別判以13年、20年的刑期。

經由媒體渲染，該惡性案件曾一度引起全國轟動。

此后，韓國民間呼吁提高《少年法》的量刑標準，乃至廢除《少年法》的聲量越來越高。

劇中，嫌犯白成友向警方承認，他殺害了一名8歲男童，并將尸體丟棄在附近的水塔邊。

他為何急于投案自首，甚至放棄了掙扎？

他的底氣，來源于法律賦予的身份：「?觸法少年」。

根據韓國《少年法》規定，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罪犯將免于判刑，事后移交少年院，接受管理教育。

根據案發時監控和白成友的通訊記錄，法院方面找出了新的疑點，順利揪出了另一名共犯韓睿恩。

開庭后，韓睿恩父母請來的律師一口咬定，她當時是被害妄想癥發作，因此才無法自控地犯下罪行。

庭審過程中，聽著醫生和律師的描述，她不僅毫無悔意，而且表現出了極度的冷漠。

她要么沉默，要么在關鍵時刻負責配合律師的表演，盡可能地擠出幾滴眼淚，裝成天真無邪的模樣。

在單方面的敘述中，她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白成友，仿佛自己只是朵精神不太正常的“白蓮花”。

但事實上，她才是主謀。

意識到被背叛的白成友選擇了和盤托出，他如實交代了兩人的作案經歷，包括韓睿恩是如何滿懷愉悅地殺人、肢解尸體、切割器官，最后又是如何熟練地避開監視器，前往樓頂拋尸。

閃回鏡頭中，韓睿恩滿臉是血的癲狂神情，不禁令人后背發涼。

劇里還有一起以「?韓國N號房事件」為原型的集體性侵案。

經調查，以白度炫為首的四名少年犯建立起了性剝削犯罪的鏈條。

他們先是在網上四處搜羅符合條件的潛在受害者，以聚會、喝酒的名義約她們見面，利用誘騙、威逼、下藥等方式拍下錄像，再以此作為威脅，逼迫受害者們參與援交詐騙，借此斂財。

然后，他們再大量上傳錄像，供更多人觀看和分享。

這條剝削鏈條的背后，是無數少女的血淚。

姜善雅，僅僅是其中之一。

透過她的視角，劇里呈現了一段屬于性侵受害者的破碎人生。

被人發現時她身受重傷，一度不省人事。

等她醒來，等待她的是新一輪的社死，沒有人在乎她是受害者，大家只看到了那些不堪的視頻，覺得她是個不檢點的女人。

被學校勒令休學、被朋友拋棄，被身邊人指指點點，割腕自殺未遂，其身心都受到了難以彌合的創傷。

而在加害者眼中，她的悲慘遭遇不值一提。

得知姜善雅自殺未遂的經歷后，他們感到驚訝和不解，但驚訝的并非對方承受了如此慘重的創傷，而是對方居然敢報警。

在他們的理解中，受害人就該忍氣吞聲才對。

當著法官的面，他們咬牙咒罵道：“那個賤女人真是該死?”。

通過兩起案件，劇情赤裸地展示了人性之惡。

相比起成年罪犯，他們的冷血、惡毒、殘忍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犯罪手法上和犯罪心理上，有的甚至比成年人更加肆無忌憚，透著一絲不諳世事的殘酷。

02.

照這么看，那些誤入歧途的少年犯果真無可救藥？

最好的辦法，就是廢除《少年法》？

對此，劇中兩位主角的立場，恰好對應兩種社會主流意見。

打從開始，法官沈恩錫（金惠秀飾）就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她對少年犯極其厭惡的態度。

轉來延和地方法院之前，她的強硬和不近人情遠近聞名，江湖人送外號「 十恩錫」——幾乎每位少年犯都被她判以最重的處罰，即十號處分。

在她看來，他們大多不知悔改，一旦踏上了犯罪道路，遲早會重蹈覆轍。

身為未成年犯罪的受害者，她比任何人都深知少年犯的頑劣。

多年前，兩個孩子在樓頂玩耍時故意丟下磚塊，砸死了她年僅8歲的兒子。

直至今日，她仍然未能從失去兒子的傷痛中走出來。

但在《少年法》的保護下，對方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后來更是成了慣犯。

和沈法官的冷漠態度不同，法官車泰柱（金武烈飾）始終相信少年犯能夠改過自新，只要社會愿意給予關懷。

他盡職盡責地完成了觀察和保護的義務，記掛著每一位經由他手的問題少年，會像家人一樣問候他們的近況，在必要時伸出援手。

故事開始，雪雅被懷疑偷了客人的錢包，她卻一直矢口否認。

眾人爭執不下，決定報警。

此時，是他主動站出來替雪雅說話。

之所以如此寬厚仁慈，倒不是因為他天生圣母心泛濫，而是他本人就是少年犯出身。

少年時期，為了反抗父親的長期家暴，他以殺人未遂的罪名被捕。

后來，多虧有位好心的法官引導他走上正道，否則他可能也成了小混混，或者加入了逃家犯罪集團。

正是因為他深刻地體會過那種在絕望中掙扎的日子有多么煎熬，所以他才會和其他少年犯們共情，希望他們能夠早日重回正軌。

從兩人交叉對立的視角出發，劇情不斷衍生新的反思與叩問：

《少年法》的存在，究竟是在保護青少年，還是在保護罪犯？

如果廢除《少年法》，那些犯錯的青少年應該被徹底剝奪未來的可能嗎？

無視問題背后的根源，一味地加重刑罰，這對他們來說，公平嗎？

說到底，青少年犯罪的根源還是在于社會制度的缺陷與家庭環境的惡劣。

有的父母把子女視為所有物，絲毫不認為家暴是種違法行為，而是在法庭上大放厥詞，說他只是在管教子女。

即使少年犯心存悔意，可面對父母的缺席、暴力、虐待，他們要么默默忍受，要么只能繼續在犯罪的泥潭中掙扎。

還有很多人，他們不停地犯罪，只是為了以這種自虐般的方式引起家人的注意。

他們最渴望的，是家人的溫柔以待。

悲哀的是，他們對于親情的渴望，有時反而將之推向了絕望的邊緣。

第三集里，常年被父親暴打的女孩幾次想報警，唯一疼愛她的奶奶卻反復地勸她再忍忍，畢竟那是她的兒子。

她的縱容，使得施暴者更加肆無忌憚。

集體舞弊案中，這群優等生之所以作弊，原因是韓國社會的內卷程度已經到了令人難以承受的地步——要想考進頂尖大學，就必須不擇手段地競爭。

于是，他們被迫提前習得了成人社會弱肉強食的法則。

集體性侵案中，參與者包括兩名屢教不改，進出少年管教院如家常便飯的少年犯。

究其原因，是法律沒有及時、恰當地做出懲處與警醒。

當年，審理高空拋物案的羅法官為了追求效率，草草結案。

短短3分鐘的庭審，根本不足以讓他們意識到法律的嚴肅性，更別提付出什么代價。

庭審結束后，他們勾肩搭背，一臉輕松地討論著要接下來要去哪里，全然忽視了傷心欲絕的沈恩錫。

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砸下的磚頭，實際上摧毀了一個原本幸福的家庭，使得一位母親的心從此支離破碎。

至于法官的「量子速判」，也不能簡單地用「瀆職?」二字來概括。

站在法官的角度，他們需要面對的是超額的工作量，每位法官除了需要審理大量案件，還要負責保護和觀察至少一百名少年犯。

最終換來的，卻只有一份不受待見的履歷。

一旦轉行，等于又要從零開始。

面對不甚明朗的前途，更多的人選擇得過且過，而不是成為沈恩錫那樣的加班狂魔。

腐敗的土壤，終會結出腐壞的果實。

正是由于家庭和社會層層失守，沒能結成一道保護網，才會導致如此多的青少年墜入了罪惡深淵，無法自拔。

他們的墮落，是全社會都必須背負的道德十字架。

03.

從媒體、輿論、法律、社會機構、基層執法人員，再到個人。

針對未成年犯罪的社會現狀以及癥結，劇本做出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

尤其是法律層面，關于基層執法人員面臨的阻礙與桎梏，都做了細致的梳理。

但拋開冷冰冰的數據、白紙黑字的新聞、法條，拋開所有堅硬的、不容撼動的事物，本劇試圖展示的是人性的脆弱，是人的情緒，是人的困境，是那些帶有溫度，讓人感到真實的東西。

劇里，有一幕很是令人動容。

一個逃家小團體里看起來最瘋、最不知悔改的女孩瑛娜，逃離青少年恢復中心后去找了她的媽媽，她天真地以為對方對她不聞不問是因為身患重病。

然而真相是親媽早就另有新歡，根本不打算再管這個只會惹是生非的女兒。

她被徹底拋棄了。

瑛娜不信邪，她瘋狂砸門、大吼大叫，只希望能和母親再見一面，可等來的卻是繼父的一頓拳打腳踢。

再兇狠強勢的孩子，面對成年人的無情和暴力，仍舊弱小得像個破布娃娃。

此時，是恢復中心的主任吳宣英像母親一樣，把她摟在懷里，用最溫柔的語調安撫著瑛娜，給予了她連生母都不曾給予的關愛和憐惜。

柔情的背后，藏著傷感的真相。

多年前，吳主任意外失去了未降世的孩子，于是她把照顧恢復中心的孩子們當成了療愈和忘卻傷痛的良藥。

為了照顧好這些“壞孩子”，她投入了全幅精力，甚至忽略了親生女兒的感受。

更殘酷的是，在社會福利援助缺失、國家系統性缺位的情況下，個人即便再努力，對于改善整體青少年的生存處境而言，終究是杯水車薪：

“原本是國家該承擔的責任，卻只能依賴個人的犧牲奉獻來達成。”

客觀地說，《少年法庭》的敘事節奏不夠流暢，劇情推進和臺詞設計過于工整，顯然是部純議題導向的作品。

即便如此，我還是真心佩服——韓國人真的絲毫不恥于揭短。

論打臉和戳破體制的幻象，他們是相當在行。

“社會對此無能為力，他們只是不斷高喊廢止《少年法》。”

“我國的人力資源和機構設施是先進國家之中最匱乏、最糟糕的。”

透過劇中角色之口，那種捉襟見肘的無奈、痛心、哀嘆，都明明白白地展露出來了。

不僅如此，就像車泰株不愿輕易放棄感化每個少年犯的可能性一樣，這部劇讓我體會到了樸素的理想主義和某種近乎笨拙的努力。

它盡可能地展現了諸多難處與現實阻力，但最終目的絕非為了訴苦，而是想傳達某種訊號：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放棄。

如車泰柱所說，“我們是孩子們的最后一道底線。”

OK，按照慣例，這時候絕對會有人迫不及待地站出來潑冷水：

就算揭露再多的社會黑暗面又如何？韓國政府還不是眼睛一閉一睜，繼續擺爛。

事實或許如此。

但至少，人家敢于承認光明背后的齷齪，敢于承認體制的缺憾，承認社會治理的復雜性。

我想，大家應該還記得不久前經歷過的互聯網至暗時刻。

當時，有人把李楊導演的舊作《盲山》給翻了出來。

電影里，女大學生白春梅被拐賣到西北某山村，不僅被“丈夫”強奸，還被全村人結成的「拐賣聯盟」困在大山深處中，嘗遍人間苦難。

大眾這才真正意識到，「現實版盲山」從來不止一處。

所以，《盲山》解決了任何關于拐賣婦女的問題嗎？

難道說，咱們真要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于一部電影？

當然不是，現實主義作品就如同一根尖刺，如果你不去拔除，那么它就會長久地刺痛你，然后發炎、潰爛、流膿，迫使你去正視它的存在。

這陣刺痛，就是它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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