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撰文?|?比爾·沙利文（Bill Sullivan）（印第安納大學藥理學與毒理學教授）

編譯|?維羅妮卡

圖1 青霉素的使用引領了抗生素革命。不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年代，青霉素的臨床應用都拯救了許許多多的生命。| 圖源：Science &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阿爾伯特·亞歷山大（Albert Alexander）的生命正走向倒計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各地爆發，戰火連天，民不聊生。亞歷山大，只是這時代洪流中的一顆水滴。他原本是英國牛津郡（Oxford）的一名警察，不幸的是，他臉部的一道傷口嚴重感染，引發了致命的敗血癥（sepsis）。此時此刻，在他的血液中，無數可怖的細菌正攻城略地。

亞歷山大的醫生查爾斯·弗萊徹（Charles Fletcher）稱[1]，亞歷山大正處于難以言說的巨大痛苦之中，“病入膏肓，令人悲傷。”細菌感染正在活生生地將他吞噬——他已經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而膿液仍布滿了他的面龐，甚至侵襲到了他的肺部。

考慮到所有現行療法都已用盡，而死亡在步步逼近，弗萊徹醫生認為，亞歷山大會是開展新型實驗性療法的最佳人選。1941年2月12日，在這個值得被歷史銘記的日子里，亞歷山大成為已知接受青霉素（penicillin）臨床治療的第一人。僅僅數日之短，他的病情出現了令人驚嘆的好轉。

圖2 穿著警察制服的阿爾伯特·亞歷山大。畫面中的他身姿挺拔，面帶笑意。| 圖源：Linda Willason（亞歷山大的孫女）

作為一名藥理學系教授，我對亞歷山大的故事耳熟能詳。每年做抗生素講座時，我總是使用他的故事作為引入。和很多其他微生物學講師一樣，我以往一直告訴學生們，亞歷山大患上敗血癥是由于他在修剪花園里的玫瑰花叢時，面頰不慎被棘刺劃傷。這一說法不僅在科學文獻中成為了主流，在近期的報道和書籍中也隨處可見。

問題在于，在這個故事里，雖然關于青霉素的神奇療效部分是準確的，但有關亞歷山大受傷的細節卻混亂模糊。而這很有可能是由于戰時的宣傳政策所致。

打破窠臼的發現

早在1928年，微生物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便意識到了青霉素擁有作為抗生素使用的潛能。弗萊明任職于倫敦的圣瑪麗醫院（St. Mary’s Hospital），后來因一個培養皿上的意外發現而名垂青史。當時的弗萊明，正在培養皿中培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al bacteria），他偶然發現，在被青霉菌（penicillium）污染的培養皿中，葡萄球菌無法正常生長[2]。弗萊明由此推斷，青霉菌的“汁液”能殺死特定種類的細菌。

圖3 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在使用顯微鏡觀察培養皿上的菌落，他因在1928年發現了抗生素青霉素而聞名于世。| 圖源：Science &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十年后，由霍華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在牛津大學領導的一個科研團隊接手了一項艱巨的任務——從“青霉菌汁液”中提取及純化活性物質，并正式測試它的抗菌性能。1940年8月，弗洛里與同事們發表了他們打破窠臼的研究結果[3]：純化后的青霉素成功治愈了小鼠體內的多種細菌感染。

動物試驗獲得了階段性成功，但人體試驗的開展卻困難重重。弗洛里聯系上了弗萊徹醫生，希望他能幫忙尋找一名適合應用青霉素臨床療法的患者。后來我們知道，這名被選中的患者便是亞歷山大。彼時的他已經無路可走，如果不嘗試實驗性療法，生命便危在旦夕。正如弗萊徹醫生所說：“采用青霉素療法，對他而言只有好處，他已經沒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當時，由于青霉菌的生長速度遲緩、單次產量較低等原因，純化過的青霉素極為稀缺。與治愈一只小鼠相比，治愈一個人所需要的青霉素用量要大得多。醫生們不得不從亞歷山大的尿液中回收提取未被分解的青霉素，但即便如此，想要徹底清除感染，這些青霉素量也還是不夠。在患者病情好轉以后的第10天，未能斬草除根的細菌感染又卷土重來。亞歷山大終究沒能熬過這一劫，在1941年3月15日，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享年43歲。

一石激起千層浪。盡管結局未能如愿，亞歷山大的病例仍舊轟動了學界，有關青霉素的研究一時吸引了無數目光。弗萊徹醫生認為：“青霉素能夠為細菌感染的患者帶來暫時的緩解，這是確鑿無疑的。最重要的是，在亞歷山大接受青霉素連續注射的五天中，我們沒有觀察到任何毒副反應。”

1942年3月14日，在亞歷山大去世一年以后，美國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醫生們將青霉素注射進了另一名女性患者體內[4]。這位患者名為安妮·米勒（Anne Miller），當時她因為葡萄球菌引起的敗血癥而在死亡邊緣徘徊。在注射足量青霉素后，米勒奇跡般地完全康復，并由此成為了被青霉素治愈的第一人。米勒的康復無比地振奮人心，在此之后，實現青霉素的大規模生產成為了美國陸軍部的首要任務之一[5]，優先級僅次于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即美國陸軍部于1942年6月開始實施的利用核裂變反應來研制原子彈的計劃）。二戰期間，青霉素的使用不僅有助于預防士兵傷口的感染，也給了被淋球菌感染的軍人重返戰場的機會。不可否認，小小的青霉素對于同盟國的最終勝利而言，功不可沒[6]。

圖4 美國陸軍部于1942至1945年間制作的“與死亡賽跑”的宣傳海報。海報上寫著：“越快建成這棟大樓，受傷的軍人們便會越早獲得能拯救他們生命的神奇藥物——青霉素。”| 圖源：Library of Congress

玫瑰花叢的故事，是他們心中的刺

如今，阿爾伯特·亞歷山大已經成為了眾所周知的使用青霉素進行臨床治療的第一人，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樣廣為流傳的，是亞歷山大的“死因”——在玫瑰花叢中刮傷所引起的敗血癥。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在2010年，歷史學家、《牛津醫學：穿越九個世紀》（Oxford Medicine: A Walk Through Nine Centuries）一書的作者埃里克·西德博特姆（Eric Sidebottom）接受了采訪[7]，掀開了真相的面紗。據他所言，在1940年11月30日，真正讓亞歷山大受傷的并非玫瑰花刺，而是德軍的轟炸。亞歷山大工作的警察局遭遇了炸彈襲擊，彈藥碎片劃破了他的面部，并最終導致了他的感染和死亡。

圖5 希拉·勒布朗手持她已故父親阿爾伯特·亞歷山大的照片，攝于2012年。| 圖源：Linda Willason

亞歷山大的女兒希拉·勒布朗（Sheila LeBlanc）后來搬到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成為了一名藝術家。2012年，她在接受當地一家報社的采訪時[8]，證實了西德博特姆的說法。除此之外，勒布朗還向大眾披露了父親的離世給他們的家庭帶來的毀滅性打擊。他們一家所住的房子并非為他們所有，而是由家鄉提供專為村莊的警察所用。亞歷山大離世后，勒布朗一家被迫遷出，在亂世中流離失所。亞歷山大的遺孀由于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得不出外打工，分身乏術的她無力照料孩子們。勒布朗與哥哥因此被送往孤兒院，飽嘗了世間冷暖，彼時的她年僅七歲。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生化寄生蟲學系教授邁克爾·巴雷特（Michael Barrett），曾通過電子郵件與勒布朗談及亞歷山大的死因。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9]，巴雷特寫道，據勒布朗回憶，他們當時所住的房子確實擁有一座美麗的玫瑰花園，但她父親所受的致命傷與之并無干系。殺死她父親的是德軍的閃電戰，而非一根小小的玫瑰花刺。

在2022年2月，我設法聯系上了亞歷山大的孫女琳達·威拉森（Linda Willason）。如她的媽媽一般，威拉森也成為了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名藝術家。她向我證實了彈藥碎片的說法，且認為玫瑰花叢的故事“不過是戰時的宣傳策略”。為了維穩，當時的政府淡化了轟炸造成的傷害。

圖6 一則關于青霉素在二戰中發揮的作用的廣告海報，制作于1944年。海報標題為：“多虧了青霉素，他將會順利回到家人身邊。”左下角的小字中寫著，從普通霉菌中提取出的藥物（青霉素），成為了本次戰爭中最偉大的傷口愈合劑。| 圖源：Schenley Laboratories, Inc.

也許在一些人看來，亞歷山大受傷的原因不過是微不足道的細節，但修正相關的歷史記錄是極為重要的。亞歷山大是一名恪盡職守的警察，他在執行公務時不幸受傷，并因此而犧牲。他的死亡是悲壯的，也值得被銘記。玫瑰花叢的故事雖有著唯美的外殼，卻掩蓋了他因公殉職的本質。亞歷山大的后代希望，真相能被廣而告之，而虛構的玫瑰花叢則會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在2021年，英國的紐伯里市（Newbury）豎起了一塊紀念亞歷山大的牌匾[10]，其上寫道：“在1940年11月30日，警察官阿爾伯特在南安普敦市（Southampton）執行公務時遭遇空襲，不幸負傷。傷口造成了葡萄球菌和鏈球菌感染，并引發了敗血癥。阿爾伯特被轉運至位于牛津郡的拉德克里夫醫院（Radcliffe Infirmary），并成為了首位接受青霉素臨床治療的患者。用藥后，他的病情立刻出現了明顯好轉，但礙于當時的青霉素產量不足，細菌感染不幸復發。他于1941年3月15日死亡。阿爾伯特為抗生素發展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圖7 一塊在2021年豎起的牌匾，敘述了警察官亞歷山大的真實故事。在去世多年以后，關于他的故事里終于再無玫瑰花刺。| 圖源：Newbury Town Council/Wikimedia Commons

參考文獻

[1] Fletcher C. (1984). First Clinical Use of Penicillin. Br Med J (Clin Res Ed)?1984;289:1721

[2] Fleming A. (1929). On the Antibacterial Action of Cultures of a Penicilliu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Use in the Isolation of B. influenz?.?Britis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athology,?10(3), 226–236.

[3] Chain E. et al. (1940). Penicillin as a Chemotherapeutic Agent. The Lancet, Volume 236, Issue 6104, 226 - 228

[4]?https://www.nytimes.com/1999/06/09/us/anne-miller-90-first-patient-who-was-saved-by-penicillin.html

[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0/07/11/penicillin-coronavirus-florey-wwii-infection/

[6]?https://us.macmillan.com/books/9780805077780/the-mold-in-dr-floreys-coat

[7] ?https://www.ox.ac.uk/news/science-blog/penicillin-oxford-story

[8]?https://www.pe.com/2012/11/02/redlands-local-artists-share-childhood-bond/

[9]?https://mosaicscience.com/story/penicillin-first-patient-history-Albert-alexander-AMR-DRI/

[10]?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berkshire-57208267

原文鏈接：https://theconversation.com/guns-not-roses-heres-the-true-story-of-penicillins-first-patient-178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