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本文為江湖舉人原創內容

在《老舍選集》自序中，老舍先生談到，“在祥子剛發表后，就有工人質問我，祥子若是那樣的死去，我們還有什么希望呢？我無言以對。”

1945年，《駱駝祥子》被美國譯者伊·萬金翻譯成英文出版。為了照顧美國讀者的心理，將原本故事的黑暗結局刪去，改為了美國式的大團圓。新中國成立后，老舍先生自己也對原本的故事進行了凈化，將結局的第24章全部刪去。?

可見，同一時期，不管是國內國外，似乎都認為這個老實“農民工”，被社會徹底改造為“流氓無產者”的故事，太過消極。?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代代底層打工人依舊能在祥子身上找到自我命運的映射，能從其中尋得個人精神的悲劇共鳴之時，我們才發現也許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并不止于批判萬惡的舊社會，并不止于批判落后的國民性。

也許，他想說得更多。

首先，讓我們先來快速回顧一下《駱駝祥子》的故事。

失去了父母和幾畝薄田的青年農民“祥子”，十八歲就離開了鄉村來到城市討生活。帶著鄉間小伙子的足壯與誠實，凡是以賣力氣就能吃飯的活，他幾乎全做過了。

在這個過程中，祥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擁有一輛屬于自己的洋車。

“車能產生烙餅與一切吃食，它是塊萬能的田地…一塊活地，寶地。”

為此他省吃儉用了三年攢下一百塊錢，買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輛車，成為了心心念念的“獨立勞動者”。

可好景不長，剛過了半年的舒服日子，祥子就被逃兵連人帶車一起擄走了。在逃亡的過程中，祥子丟失了自己的愛車，只牽回了三匹駱駝。數年的努力頃刻間化為烏有，空留下個“駱駝祥子”的外號。

此時的祥子并沒有灰心，又開始重新攢錢，根深蒂固的小農思想促使他，即拒絕了劉四主動借錢給他買車的提議，也拒絕了高媽給他的放貸、儲蓄和起會的建議。老實的祥子搞不懂城里人這些來錢的手段，也不想懂。在他看來“好漢不求人”，什么都沒有靠自己雙手掙來的踏實。

可這一次，還沒等他買上車，就又遭遇了孫偵探的詐騙。他以“抓亂黨”的名義，將祥子的積蓄敲詐一空。

就在祥子心灰意冷之時，他又遭遇了老板劉四爺的女兒虎妞的騙婚，稀里糊涂地成了“偷娘們兒的人”。

雖然婚后，祥子靠著虎妞的私房錢買了輛“二手車”，但他心里卻非常別扭，自己掙扎半生卻離勤勞致富，自給自足的人生理想越來越遠，成了個吃軟飯的“奴隸”。

本想著，就這么得過且過，過完一輩子也不錯。可偏巧老天連這點簡單的幸福也要奪走，虎妞難產而死。家無余財的祥子只得再次將車賣掉，為虎妞張羅喪事。而后，祥子真正心愛的女人小福子，也因為被父親賣到妓院，上吊自盡。

生活接二連三的暴擊，讓祥子蛻變為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人。

“他吃，他喝，他嫖，他賭，他懶，他狡猾！”

坑蒙拐騙，吸食鴉片，活得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最終性病使祥子邁不開步，無法再如過往一樣拉車，只能靠著在紅白喜事上給人打雜勉強生存。一個心懷夢想，努力奮進的大好青年，徹底地墮落為了一個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城市邊緣的寄生蟲。?

當我們提煉一下，老舍先生為祥子安排的三次“磨難”。

敗兵的掠奪所代表的“社會大環境的動蕩轉變”

偵探的詐騙所代表的“外部偶發性的惡性事件”

虎妞的難產所代表的“內部偶發性的疾病災難”

我們會發現這些問題現如今依舊是懸在，無地位、無恒產的城市底層打工者頭上三柄利劍。

祥子的悲劇看似都是些偶然性事件，但其實偶然中滲透著某種必然。對于生活在城市底層的人來說，一次突然的疫情、一次突然的大行業調整、一次金融詐騙、一次家人疾病，或是趕巧不巧，出門正好碰上個神經病砍人等等，任何一點意外的變故，都可能讓過往生活的全部努力付之東流，造成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徹底崩潰。

祥子們看似和其他人一樣，走在一條“努力就能得回報”的康莊大道上，但實際上，他沒有任何抵抗風險的資本和能力。祥子的一句“我招誰惹誰了？”，道盡了這種無力掌控自我命運的無奈和心酸。

《駱駝祥子》最大的悲劇，還并不是在于一個好人被生活逼成了流氓，而是即使祥子沒有改變，依舊堅持自我，前面也并沒有供他改變自己處境和命運的生路。

小馬兒的祖父就是祥子夢想的拉自己車的，可到頭來境況悲慘到差點餓死。二強子也是拉自己車的，后來賣了車甚至逼自己女兒下海。社會底層的個體勞動者，也許可以在進入社會初期，憑借一時的高道德或是虛幻夢想，維持一種苦行僧式工作生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無法繼續壓抑的個體欲望、身體的衰敗、夢想的破滅，都必然會讓他再次走入車夫的“轍兒”中，被不可抗拒的生活規律引向墮落。

所以我們會發現，與“批判國民劣根性”的魯迅先生有所不同，老舍先生的小說中，對底層階級更多的是帶有一種同情。

的確，這些混跡底層的人如啟蒙者們所說，粗鄙、愚昧、殘忍、毫無自制力，可這些只是表面現象。

“所以愚蠢，所以殘忍，卻另有原因。”

這些人在成為簡單勞動力前，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車夫也應當和別人一樣的有些吃喝而外的問題。他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兒女。”但祥子們的這些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很顯然無法得到尊重和滿足。

這些孤身一人來到城市的沒有家的人，在精神上需要得到安慰或者宣泄時候，往往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通過一種畸形、廉價的方式。把手伸向更弱者尋求滿足。

老舍先生并沒有一味站在道德制高點對這些人進行批判，而是著力描寫在病態城市無處不在的引誘面前，這些對生活充滿了熱情和希望的下層青年他們內心的糾葛、他們的自尊和追求，是如何在被一點點消磨的。

就像現在人人都大談低俗短視頻的危害，大談“娛樂至死”“奶頭樂”。但一聊到如果消滅了短視頻，這部分空缺出來的底層勞動者們的娛樂需求，該由什么來填補時，大部分人又閉口不言了。我們的電影電視劇中連窮人都很少出現了，更不要談專門去為他們打造產品了。

“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到現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逐到野獸里去。”

他們對于政治的曲解和無知，對傳統的蔑視，對愛情的踐踏，對同階級的內卷和傾軋等等種種問題，皆根植于他們所生存的龐雜的階級環境中。在這里崇高與卑鄙、俠義與吝嗇、真善美與假惡丑等落差巨大的現實圖景彼此糾纏不清，單靠個人力量無法與之相抗衡。?

在錢理群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深刻指出了《駱駝祥子》價值不僅僅在于讓人們認識二三十年代中國城市社會的黑暗圖景，更在于對城市文明病與人性關系的探討。

“一個破了產的農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會拋入流氓無產者行列，以及這一過程所經歷的精神毀滅的悲劇。”

駱駝祥子好就好在結尾的破罐破摔，祥子被物欲橫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為了那城市丑惡風景的一部分。

不過老舍先生的同情并不意味著他的認同和接受，當祥子徹底蛻變為現代犬儒主義者時，老舍先生毫不留情地表達了，自我對這種從頭到腳浸泡在金錢里的利己主義的批判。

偉大的作品常看常新。

雖然老舍先生在寫作之時后現代主義還沒有盛行，但他所創作的“祥子”墮落后的所思所想，卻和后現代社會里的犬儒主義不謀而合。

“現代犬儒主義”聽這個名詞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但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就可能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犬儒主義者。

簡單來說，現代犬儒主義者最典型特征就是“陰陽怪氣”。他們即憤世嫉俗，又玩世不恭，一個人對現實社會的問題保留著部分清醒的認識，但是由于個人在社會面前無能為力，就放棄了反抗和斗爭，將不滿轉變為一種不拒絕的理解、轉變為一種不認同的接受、一種不反抗的迎合。

用齊澤克的話說，“人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

就如同小說結尾的祥子一樣，對正統價值觀形成了一種普遍的懷疑，這種懷疑又導致了行為上的信仰缺失、政治冷漠、及時行樂、和對現實社會的冷嘲熱諷。

但是由于他無法擺脫現代社會的物欲誘惑以及對消費主義的追求，又導致他“說一套做一套”，積極擁抱自己嘲諷的東西，這種言行不一致進一步消解了犬儒主義對現實社會的反抗，轉變為一種嬉皮士式的認同和接受，行為上甚至表現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徹底墮落。

““越閑越懶，無事可做又悶得慌，所以時時需要些娛樂，或吃口好東西。及至想到不該這樣浪費光陰與金錢，他的心里永遠有句現成的話，由多少經驗給他鑄成的一句話：‘當初咱倒要強過呢，有一丁點好處沒有？’這句后沒人能夠駁倒，沒人能把它解釋開；那么，誰能攔著祥子不往低處去呢？！”

而這種自我滑落在二十世紀末期。正演變成一場全人類的精神危機。

當現代犬儒主義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時，人們會傾向于從個人利益出現闡述和解釋一切。

例如當一個人滔滔不絕地大談愛國、犧牲、革命之時，犬儒主義者會立馬站出來指責他正從別人的犧牲中撈取好處。這樣一來，任何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團結和解放都將無從談起。所有那些過去人類所贊許的品格都在飛速向雞湯滑落，金錢成了新的普世價值，每個人成了祥子那樣的“個人主義的陌路鬼”。

所以故事的結尾，老舍并沒有安排祥子投身革命，而是為了錢出賣了革命者阮明。

“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諒自己的一切惡劣行為。祥子聽著阮明說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享受也十分可羨慕——我要有更多的錢，我也會快樂幾天！跟姓阮的一樣！他把阮明賣了六十塊錢，阮明要的是群眾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像阮明那樣的享受。阮明的血灑在緊貼上，祥子把鈔票塞在了腰間。”

祥子們不再相信任何“正直、誠實、道理和真理”，高調宣稱自己活明白了、活通透了、否定理想、否定信仰、否定追求、否定意義，并把所有的至高形象都拉下神壇。

他們傾向于把一切都解釋為“謊言”，以此來合理化自己的墮落行為。人們喪失了自己的主體理性，盡可能采取玩世不恭的態度，來為自己的庸俗行為進行辯護。

“這是人類的墮落，一種思想和理性的墮落。”

所以，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駱駝祥子》在最初翻譯到海外時，譯者覺得這個結局過于黑暗了把它改成了大團圓。1951年《駱駝祥子》被收入《老舍選集》時，老舍自己也覺得結尾沒有為“勞動者找到光明的出路”而刪去了。

可見在當時，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大家都還無法完全接受這種情節。

問題原因就在于，在當時，祥子們在物質和精神上雖然十分痛苦，個人奮斗也走不通，但他們還不是沒有任何希望的一群人。

犬儒主義和商品拜物教還未成為主流，投身社會革命，從社會的階級解放中，實現個人翻身的出路還是許多人的共識。

而當時代變遷，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里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堂而皇之出現在主流文化中，甚至被標榜為一種新風尚時候，曾經被刪減的內容，重新得到人們重視，也就完全說的通了。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當大多數的作家還在翹首期盼現代文明降臨拯救中華大地之時，老舍的眼睛已經開始緊盯現代文明精神病源。

我們喝著可樂，逛著淘寶，輕松愜意地在網絡上和人討論著“資本對人的異化”，然后轉頭點個外賣，好讓自己不至于餓著肚子背誦馬原，完全無視我們的這種批判也成了資本主義生活中的“無害調劑”。

從這個角度去說，人人都討厭祥子，但人人又都是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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