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文章

“我更多地是從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理解我們的時代。”

壬寅虎年，甲辰月戊戌日。許倬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的家中接受《新周刊》的視頻訪問。未時過半，他在病房兼臥室旁的電腦桌前，架上一雙拐杖、調整坐姿。

隨后，他熟練地駕駛輪椅，到客廳長條形的大桌旁，面對手機繼續回答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前，他家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十幾人的朋友聚會，圍繞在這個大桌子旁聽他講課。

三年前開始，一切全變了。許倬云先是摔過幾次跤，之后便徹底無法行走；接踵而至的身體疼痛，讓許倬云徹夜難眠，即便最大劑量的止疼藥都無法起效——好在后來，兒媳婦取得針灸師執照，給他治療了三次，居然恢復了。許倬云的生活，這才重新安頓下來。

2021年年底，在中國大陸為其服務多年的助理馮俊文，應邀來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他們開始繼續《萬古江河》“續編”的寫作——這是許倬云藏在心里多年的心愿，也是對自己、對故人，對其安身立命的中國文化的一個交代。在此期間，他神經緊張，很擔心這本書寫不完。月初完稿以后，他整個人都明顯可見地放松、開心起來，但很快又開始認真地斟酌“致謝名單”——“我想，這應該是我最后一本專著了。”

先天不良于行的歷史學家許倬云，今年92歲。他直到6歲都不能動，8歲時才提著兩張竹凳前后挪動，漸漸學會走路。“我從小就學會忍耐，在哪個角落都能隨遇而安。有時在椅子里坐上一個小時，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再把我抱到別的地方。”

凡事能忍耐，遇事有靜氣。對于一個讀書人，這是把事情做好的前提。

許倬云說：“我從自己的殘疾得到一則經驗：我知道凡事不能松一口勁，一旦松了勁，一切過去的努力都將成為白廢。”

正因為這種“不松勁”的精神的支撐，他以殘缺之身，取得驚人成就——因為身體殘疾，他沒有機會上小學、初中，16歲直接上無錫輔仁中學讀高中，19歲以第二名考入臺大外文系。在胡適的幫助下，他得以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

32歲獲得博士學位時，他放棄了芝加哥大學等5所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回到臺灣任教。

35歲時，年輕的許倬云成為臺大歷史系主任。40歲時，他赴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任教直至退休，其間兼任香港中文大學、杜克大學等多所學校的客座教授，并參與籌建蔣經國基金會等學術文化機構，為臺灣的民主化建言獻策、撰寫評論長達40年。

74歲時，許倬云獲得美國亞洲學會特別貢獻獎；2020年，他在90歲時，獲得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終身成就獎。

1930年7月，許倬云出生于廈門鼓浪嶼。4歲時，他的父親由廈門海關監督轉任湖北荊沙關監督，他跟隨父親，開始了一生的顛沛流離。三年后，抗日戰爭開始，他全家隨著戰線推移，在川鄂交界處不停遷徙。

在少年許倬云的成長過程中，如影隨形的是戰爭的陰影。

五六歲時，死亡的烙印、苦難的憂慮就開始融入他的血液。他向來能看得出，老百姓（包括他自己）面臨什么樣的恐懼、什么樣的憂愁。

在漫長的童年時光中，他沒有機會上學讀書，只能在家里自己讀。

所以，他不只念書本上的知識，還常常用眼觀察、用心感受。

他高中時讀了兩年半的無錫輔仁中學——“以友輔仁”，這所學校百年間出了12名院士。“當時教我們的老師都是飽學之士，抱著服務鄉里的理念在教書。他們教書跟其他學校很不一樣，是啟發式的。”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許倬云認同的價值取向：“無錫人不在乎干任何高高低低的工作，讀書是本分，干活也是本分。養活你自己是一個人該做的事。”

回憶起抗戰八年，許倬云說：“除了最后一年在重慶安頓以外，（另外七年）都是跑來跑去，因此，我幸運地看見最沒有被外面觸及的原始原貌，不單是山川勝景，還有人民的生活。作為旁觀者，我常常被擺在一個土墩上、一個石磨上，搬個小板凳，看著人家工作，所以我對農作的每個細節都可以細細地看。”

1948年年底，距離許倬云高中畢業還有半年時，局勢變得動蕩。他的父親此前一直在國民政府工作，當時已退休。最終，父親帶著全家人離開無錫老家，分批搭乘輪船去了臺灣。

如果他搭了早一班的船——就是那艘永遠沉沒了的“太平輪”號，也就不會有后來的許倬云。

“所以，我看到人生實苦，看見離亂之世。”

在臺大，他最初讀的是外語系，在傅斯年的建議下才轉到外文系。

“我在臺大的時候，一些從大陸撤到臺灣的北大、清華的大教授集中在這里任教。

當時臺大的校長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任上考入臺大的。現在想起來，這是一種幸運的機緣：當時學生很少，好老師很多，這樣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

這樣的背景讓我日后的歷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樣：我關懷的范圍很寬，不單單在歷史一行之內，而是跨了幾個門類，比如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跟那些老先生有很大關系。”

在臺大，許倬云的考古學是跟李濟先生學的，他又跟李宗侗先生學習古代社會，他的甲骨文知識則得自董作賓先生的教誨……當時師生間的聯系相當密切，不單單可以在課堂上承教，還可以隨時到研究室請教。

因為許倬云走路不方便，李宗侗就找了個三輪車把他推到家里，師生倆一起看書。

“我跟董作賓先生讀書，一對一，沒有上下課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課時間，一講一個下午。餓了，到門口買幾個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講不來的課，他就找朋友來教我，這些大概都是現在的大學生很難碰到的機緣吧。”

許倬云接受的學校教育前半段在中國臺灣，后半段在美國。許倬云的生活看上去流離失所，但也正因此，他才有機會“細細地”看出各個地方的一些問題。

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住在神學院宿舍，他第一次讀到了加繆：“當西西弗斯再度站起舉步向山下走去時，他幾乎已經與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戰。沒有想到，這次偶然的閱讀，竟解決了我心理上的矛盾。”

幾十年過去，面對無數坎坷，許倬云選擇了直面人生，勇猛精進。

在古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登頂后巨石滾下，他再繼續往上推，永不止息。日復一日將學問的巨石推到山頂，對許倬云而言需要比許多人付出更多氣力。他相信，生而為人，無論遭遇巨石前進或下墜，都一樣珍貴。

許倬云的學術歷程，與其個人生命相互印證，也像極了西西弗斯的故事—— 一定要把那塊巨石推上去。經歷過人生百態，他總結道：“我一輩子沒有覺得哪個地方可以真正給我們安定，哪一天會真正給我們安定。無論何種情形，我的腦子可以不停頓，我的心可以不停頓。”

2020年年初至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世界普遍陷入恐慌和對未來的茫然無措之中。許倬云憂思于當今世界的疫情，混亂的美國社會、政治，技術與倫理的沖突，以及疫情蔓延下混亂的世道人心，他借中世紀薄伽丘《十日談》的書名，進行了為期十次、歷時兩個多月的系列在線講座。他討論的問題涉及疫情、中美關系、美國內部問題、全球化、科技與哲學等當今時代的重大課題，參與提問者有院士、學者、科學家等數十人。

他在《許倬云十日談：當今世界的格局與人類未來》中說：“我盼望，我在世間走了這么一遭，有機會跟大家說這些話，使大家心里激動一點，本來平靜無波的心里可以起個漣漪。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推動大家不斷地一天比一天進步。”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葉超是許倬云的朋友，他說：“先生對于這些問題實際上已經超出了一個歷史學家去研究對象、一個考古學家去勘探文物的感覺，他是真真切切地去關心歷史和歷史背后或者歷史中的這些人。人，是他最關注的。”

許倬云現在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客座教授、臺灣“中研院”院士，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

退休以后，他開始有更多時間來踐行多年來藏在心底的夙愿：為普通老百姓寫作。其代表作《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萬古江河》《許倬云說美國》，每一本都引起轟動，長銷不衰。

當下，許倬云認為，安頓自己是重要的。如果不是這次疫情暴發，就不會有“十日談”這個系列的課程和《許倬云十日談》這本書。

“說實話，我這一生的日子都不好過。我天生殘缺，到老已經病了幾十年。如果不是‘往里走’，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也曾經感到活著沒有意義，但是周圍還有愛我的人、我愛的人。世界上還有如此多無辜受苦的人，我都憐惜他們。

單就身體而言，我的狀態不如任何人。

哪天走了，也就是走了一個殘缺者而已。但我內在的部分，和天地、宇宙是共通的。

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哀憐，為這個世界痛苦，為他人的不幸半夜流淚。但我也為世間人性的光輝，歡喜且心存希望。”

談到對未來的期許，許倬云誠懇地說：“作為中國人，我對中國怎么會沒有盼望呢？

第一，我盼望老百姓日子過得下去，我們終于與兩百年的饑餓、貧窮告別，但是我們沒必要奢侈浪費。第二，過日子不僅僅是吃飽而已，也要心中舒暢。

給人一個舒暢的日子，比給人豪華、奢侈的環境更要緊。怎么能給人舒暢的日子呢？很多事情，不要一個規模這么大的國家一竿子到底，要容許各個地區做一點不同的選擇，甚至每個人有一點選擇，這才是真正叫人日子過得舒暢。”

（感謝匹茲堡大學亞洲中心研究員馮俊文先生對本文寫作提供幫助）

作者?|?徐永?范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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